六 到天津读书（第2/3页）

天津本一滨海卫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趋繁盛，其繁盛仅次于上海。与上海有不同点，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丽，天津则与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会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项城袁世凯权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时兴教育、办实业，为全国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于历史对项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这段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间有一位热心而“为而不有”的严范孙（修）先生——那时我还不知其事——是与这些新政的举办大有关系。他是项城所敬重的一个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后来人们纪念他，称他所住的街为严翰林胡同。他的严氏家塾即后来的南开大学，他与别处提倡地方事业的人不同，只鼓励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们的女师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区，是中国人自营的新住宅区，马路电灯自来水俱全。路以经纬分，用《千字文》句依次为名，女师所在的第一条横马路即名天纬路。这个学校名义上的倡办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其任内入学的人，他都视作学生，实际筹备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傅先生是四川江安县人，一位少年翰林，办学时还不过三十几岁。他开办初期的目标，要速成一百名小学教员，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处招生。那时读书的女子甚少，读过新书的更少，二十岁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异地，躬自远道招生，登报招收女生，在当时尚属创见。后来北京、天津、保定三处，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师，于南北人情生活习惯的沟通，颇有贡献，不能不说由于他的远见和勇气。一部分地方上狭窄人士，以为用北方的经费，培植异乡的人，亦有持异议者。傅先生之后，校长都为本省人，学校名称，亦由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又改为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最后扩充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我是北洋女师时学生，毕业时，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凯而是杨士骧了。傅先生在我们一班毕业后，升任直隶提学使。张之洞为学部尚书，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请他兼任校长，故京津两地最早女学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师教职员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学在内了。

傅先生做我们校长——那时称为监督——和我们见面是在全体聚会有典礼时，听他训话，此外我们的一班国文教师缺课，总由他自己来代。学校日常的事有吴蔼辰（鼎昌）先生主持，那时称为提调；吴提调是直隶清苑县人，举人而留日学师范。我们的日本女教师佐口美都子讲教育学、心理学时，翻译先生请假，他常代充翻译。我们的课程分为第一部、第二部，前者偏重文史，后者偏重数理，由各人自愿选择，我选的第一部。我们的班次共分甲乙丙三班，同时入校，同时毕业，三班并不整齐划一，有国文在甲班而数学在丙班者，亦有读过外国书而对本国文史甚隔膜者，各按程度插班。大考三班同榜，以各自总平均定等级，此等级亦即津贴的标准，故人皆宁为“鸡首”而不作“牛后”；各样功课全在甲班者不过数人。因时势所需要，我们有未毕业而已受聘兼课之人，没有想做事而失业的人，时代与社会都十分优宠我们的。

我到津一个月后，父亲母亲在报上见我被录取的消息，这是一九〇六年。我生平名不见经传，这却是第一次见报，忝居榜首。我函禀父母，选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课全在甲班，考试成绩得最高津贴，每月十元，足以自顾衣着。我与其他同学不同，须改换女装。

在家塾时，我们都用最廉价之笔墨，到津后，自己出入书店，虽无补我拙劣的书法，我慷慨买上等纸笔文具，有时迹近浪费。

社会是期待我们的未来，不是奖许我们的既往，如此对待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实在大厚了。我不能不感谢在家塾的老师们，不疏忽我们，使我们得接受这样的机会。

在天津，我们前前后后的老师中，董宾国（士佐）先生四川人，孙师郑（雄）先生江苏人，邓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认真。我在嘉兴时，未读诸子书，邓先生是注意学术思想的人，引我们认识先秦诸子，提示时代地域与思想文体的关系。他叫我们看一段文字，评论其为某类作品，这亦是一个速成教法。讲堂上读不了多少书，然如果好学，亦可借以得点门径。我始终不是做学问的人，但受邓先生影响甚多，我的读书方法常照他所提示。他是吴汝纶得意弟子，留学日本，剪了辫子将假辫钉在帽子上，夏天亦带着黑纱瓜皮帽。教地理的南通张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国地理教科书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时已读过他的书。这几位老师若非官立学校经费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们有四位外籍女教师：两个日本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与同学们最亲近的是那德国先生贝安纳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图画。她本是一个油画家，请来为西太后画像，到京后期，安插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样在功课以外关心学生的生活起居，学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里，她无有不去探望。她看我们饭食不够营养，冬天每日送我们一大锅牛奶，放着可可粉，摆在饭厅里，要大家取喝。大半的同学没有吃过可可糖，亦不喜欢牛奶。她又觉得我们不够社交娱乐，向监督说明，请同学到她家里，或由她带到她朋友家里。她用心学中国话，与中国教师家庭往来，大概还从德文书里读中国历史文学。她和中国人亲近，很模仿中国风气，比传教士不同，与外交官亦不同。她会说英法语言，非万不得已不肯说。德文班里同学每人有个德国名字，她选择给我的名字一改再改，解释意义给我听，不知要把多少好的意义给我，最后决定的，是含有勇往直前之意。她一心希望我到德国读书，以为我的年纪读完中国书而去不算迟，曾有一个暑假她想向监督商量带我去北戴河。我后来回到南方，她还介绍驻上海德国副领事裴尼赤，请其为我寻一德文教师。那时同济大学还未开办，上海很少读德文的人，裴先生热心介绍领事馆的秘书巴克洛，教了一短时期，不受薪水，我甚觉不安而中止。我历述这段故事，记一个外籍女教师的认真和热心，亦表示她们一个国民在异邦所努力的情形。吾弟君怡后来到青岛读德文，我母亲的决定可能受我一点影响，则又是一件事。十余年以后，一九二二年之春，我和膺白同到柏林，事先写信告诉贝先生，时黄伯樵、郑仲完夫妇，和吾弟君怡都在德国留学，她日日向他们探问我的行程。我抵柏林不到一日，她的电话来了，立刻拿了一小盆花赶来会我。我亦和伯樵、仲完、君怡同到她离柏林半小时火车路程的家里玩过半日。时德国在第一次大战新败之余，物资缺乏，人民生活刻苦到极点，她饷客的咖啡没有糖，黑面包没有白脱油2而她的画，她在中国所拍的照，她译的陶渊明诗我不知对不对，都陈列着给我们看了。她几次拿着预先写就给我的信而到柏林访我，她说我不在家或没有空，则留下信以当晤言，不虚此行，我常当着她面读她的信。她愿意为我和膺白画一油画的像，许我们只需要面坐一次，给她一张相片和看看我们所穿的衣服。正巧已经有徐悲鸿先生为我们在画，我们谢了她；徐君时在柏林学画。我离开柏林的时候，贝先生当面送给我一件纪念品，包扎甚好，同时交给我的信里写着，是她家藏的一件磁器，是德国人从中国学得的东西，叫我回到中国再开看，以免包装之劳。这件磁器是一兜花有盖的碗，带回一点没有破损，我保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