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2/5页）
任务在北京而居家在天津，我负一半责任，理由甚简单而亦甚天真。我在天津有旧时同学相叙，托辞居津，可避免参谒当局。我读过书的北洋女师，正是袁世凯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曾见过他几次。我以戊戌政变极同情主张变法的一派，对袁有成见，不愿接近。膺白到京谒袁时，他还提起我是他学生，何不往见，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对。除此以外，在津与南方电讯、交通都早一站。京津相距车程不到四小时，当天可以往来。我们四人分班入京，常留二人在津看家。我离开北方四年左右，此次天津不如以前热闹，而北京则改变甚多。上次我在天津，正值北洋大臣治下，开始新建设，实业与教育二事之提倡至显著，市政亦然。金钟桥、河北公园、国货陈列所、售品所，我都看见其开幕。中国人在贴近租界自建新式都市而乐居之，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津。此次天津在政治上减少了重要性，直隶都督不是北洋领袖，天津亦只是一个普通省会。我们住着甚为清静，我尤其如归故乡。
北京则昔日深闭之宫廷，成为耳目众多之总统府，许乡风俗改变得甚快。最显见者，新官场的社交、眷属活动，和夜市酒馆戏院的增添热闹。从前大吏冶游，御史据以参奏，此次闻“藩省”王公及边远代表到京谒见，当局嘱左右陪逛胡同。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亦出入著名的八大胡同，不以为怪。饭局之多，日必数起，浪费物质时间精力，乘酒酣耳热而谈政治的风气亦正开始。如此无振作气象的新生活，后来不知摧毁多少可以建国的新人。官僚化和腐化，在民国第一页史上即已注定。
在天津北京两处，我们恰巧逢着一次元旦，一次南北统一纪念日；元旦亦即是民国成立纪念日。两次都见市中彩牌楼高悬清帝退位诏书，以为民国的由来在此。军事当局见南来代表，辄曰：革命算侥幸成功。此种扬禅让之迹，表不打之功，政治上狭窄心理，为民国乱源之一。政治态度狭窄，不仅民初政府为然，但我们系初次感觉。一般人提到革命二字，总似存有破坏冒险之意。膺白与我同时起了一个念头，为国家必须消除南北之见，并愿以身作则，在北方多数人中，相习处，而表露革命者身份，以解说真正革命之义。这是促成我们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以后居家北方，先在社会努力，而后任职政府，实现民十三（一九二四）首都革命之一原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初，膺白在北京接洽之事已毕，已在津整顿行李，将照原定行程，向东北出发。忽接英士先生来电言，当选浙江参议员，拟到京就职，罢出洋之议。膺白接讯不以为然，复电不赞成；其不赞成之理由大致如下：中山先生办铁路，克强先生办矿，英士先生不就唐内阁之工商总长职，而出国考察工商，原属议和及让政时默契，既言出国，必当守约。此次在京，对北方政治及袁氏心迹，看得甚清，他绝对要把持政权。逼之愈甚，使之愈不放心，手段必愈劣，他比清室有力且凶。革命党人宜以真正学问道德报国，不在政权一时得失。大家以前急于革命，对建设未曾充分研究，宜乘机会充实自己。不然，双方致力于内争，徒使国家吃亏，于自己亦未必有利。膺白的意见甚迂，但甚坚决。电文不能详之事，特托岳军先生南行面陈，我们仍准备到东京候英士先生。岳军先生返沪面洽一切后，又奉命匆匆来津与膺白商。相见第一语说：“不得了，钝初被刺，生死尚未知。”他与钝初先生不约而同车北行。不数小时，上海来电报告钝初先生被刺身死情形，并促膺白即日南归。至此，我们毫不迟疑，将准备好东行的行李，立即搬上南下的火车。在车上遇着袁政府派往致祭的代表二人：郑汝成及何成濬。何本系克强先生旧属，郑则系袁氏亲信，后在二次革命时秘密到上海布置之一人。
宋案破案的线索由于密电。吴承斋（佩潢）先生在清末任职上海电报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时，上海尚未举义前，为电报而认识他。他与英士先生为吴兴同乡，能由电码一望而知其文，未出过国，而英文英语都极好。宋案从电报中寻线索，亦由他先想着。一个帮会头脑做过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亦办过南京总统府成立时庶务的应桂馨，忽然与北京要人频通密电，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应的家里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证俱获。教唆者为政府当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虽然置身革命，对不光明的杀人始终反对。
膺白到上海之日，同志们正感情冲动，谈论对策。对策有不同，而愤慨于袁政府之不法，则无不同。常常在同孚路黄克强先生家集会，通常参加者：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各省往来的代表。膺白亦每会都参加之一人。讨论来讨论去，原则只有两点：用法律起诉？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诉难以有效，显然可知。称兵则有是非成败两方面：从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国民党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从成败方面看，积极主战的人以为革命党用两支手枪夺过城池，辛亥有先例。郑重估计的人以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党已精疲力尽。人心之趋向亦与辛亥不同：辛亥是举国一致的光复，此时是两派政权的得失。民众对革命党信仰并未坚固树立，辛亥南京政府和各地军政府时间太短，尚无政绩予人留恋，亦有不经意而与人口舌之处。经不起袁政府以权利笼络，歪曲宣传。崇拜英雄空气与舆论，均与辛亥不同。膺白是在不主战的一面。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坚决主战，他们看到袁氏终将为民国之害。克强先生虽与钝初先生公私交谊甚深，又属湖南同乡，然言“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根基未固”，颇主慎重。又言：“措词非易，其苦尤甚于死者。”（见致梁燕孙电）可见当时看法不同，与意气难平之状。估计战略与战术，每被人讥为辛亥未尝有此。以辛亥经验，成败关键在南京与上海，克强先生有旧部任职南京第八师，膺白有旧部在上海为第六十一团，都计算作用武时主力。江苏有省军三师皆系新练，而苏督程德全已不复如辛亥之肯合作。六十一团虽浙籍，已另有所属。此时的浙江，更明显附北不附南。南京无苏督之赞助，上海无浙江为后援，军事得失，显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