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3/5页)

在此以前数月,克强先生撤销留守府时,一日与膺白谈到同志们未来努力方向。膺白偶然有一建议: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人,共同向一目标,分四个步骤工作:调查、设计、改良、创造;他预拟调查工作即须一二年。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于十人皮毛,谈兵纸上。以做人而言,趋向专业,不必定从政治讨生活。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间,国民方真个了解国事,中枢亦不至脑充血。他还说:中国人不但要学外国文,更宜学本国文,如蒙文、藏文。他提到日本人有东亚同文书院,即是培养深入中国的干部。许多事我们不做,人家要来做,我们正不怕没有事做,未来努力的方向甚宽,要在指点和促成这些方向。克强先生听这些话甚为动容,极怂恿膺白作计划,尤尽力筹款,并问第一期筹款十万元如何?又谈到此组织的名称,膺白拟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之义,谓民国将如旭日初升,光芒万丈。他回家告诉我,克强先生很起劲,很想留他。我谓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气味,这名称不甚顺眼。膺白自己已决定出国,其后亦不再有讨论机会。我今追忆述此,以证革命党人已确在想,在社会作和平积极的贡献。膺白这种念头,亦即二十年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前身)和新中国建设学会之前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后至七月,和战问题在上海久议不决。不主战的人不便多言,言亦无用。主战的人则并不能调度军事,为通盘计划,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不决之故,略述当时革命党之实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国会多数之参众两院议员;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强、英士诸先生;三、革命党人主治的赣、皖、湘、粤四省;四、曾为辛亥革命重点,而此时人情空气已变之江浙两省与上海。

国会凭民意法律则有力,离开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无力。中山先生在国内日子不长,当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见其实。克强先生每役躬临前线,黄花岗及汉阳均失败,南京临时政府他是先到而后撤,任劳怨最多。英士先生担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杂处之地,用之得当,人无弃才,稍一不慎,泛滥无归。以个性言:中山先生高瞻远瞩,主张而指挥;克强先生面对现实,量力而躬亲;英士先生不择细流,热血而侠义。此时皆高而无位,贵而无民,即使有决策,而执行须靠有实力地盘者。

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广东(胡汉民)是革命党当时实力地盘,然实力即在于地盘,而地盘并未稳定。一位江西朋友俞咏瞻(应麓)先生(江西军务厅长)述李协和(烈钧)先生治军之能,杂乱之众,纵不知敌人为谁,可以一番鼓励,立刻使之归队,向敌人冲锋。此种军队,可胜不可败,经不起挫折。一位湖南朋友石醉六(陶钧)先生(民五讨洪宪帝制为蔡锷将军参谋长)述湖南革命之际,秩序久不定,谭组庵(延闿)先生被举为都督,仍无法安纷扰之众。一日,他请出老母,除开太夫人养老,将家财悉数捐公;这一举动,群情感动,始平下来。李、谭二先生有此非常天才与气度,然江西湖南的基础并未树立稳固。安徽本甚脆弱,广东离中原远。有地盘者须计算全部实力和联络友军。慎于一掷,更属事理之常。

大概七月之初,李协和先生由江西到沪。他自被袁政府免职,延迟交卸,以待上海之决议,已数星期,北军日益进逼,乃亲自到沪。到沪后,见大势一无把握,上海仍是辛亥精神,仗零星鼓励,无通盘计划。当时,江西是实力最充足之一省,李亦是极豪气之一人,袁政府大借外债不由国会通过,李率先通电反对。最有胆有力之人以为无胜算,遂决定不战矣。一日,膺白夜深始归,言助协和先生写信,由赵厚生(正平)先生送赣,给在赣候消息定去留之同志。协和先生与膺白为丈夫团同志,其同僚彭凌霄、俞咏瞻、方韵松皆然。厚生先生与李为辛亥前同在广西工作之人。信共十余封,大意可留者留,不可留者出来共谋深造。辛亥幸成之局,形势至此,甚为沮丧。事仅隔日,协和先生忽匆匆返赣,但知受激而行,不知究竟。其后失败,不再言前事。亡命时,我家在新加坡,协和先生在法国,因欧战东归,抵槟榔屿函膺白曰:“丈夫团之真丈夫,有几人哉!”膺白特由新加坡坐船往槟榔屿晤之。民十三(一九二四)膺白摄阁,与李晓垣先生商决,电邀协和先生为参谋总长,其与北方国民军关系由此。

自辛亥(一九一一)至癸丑(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逢大事皆决之膺白,膺白亦公私竭其忠诚。辛亥各省起义诸人中,军人多丈夫团同志,故沪军通电,英士先生往往以膺白名同具,则不烦解说。浙江独立,同志不知应如何组织,拟以上海为蓝本,曾邀膺白回浙主持,英士先生复同志电曰:“此间事更重要,万难割爱。”此系英士先生自拟之电,“万难割爱”四字,人以为笑谈。膺白亦以宁沪冲要,不能弃英士先生,宁为宾而不为主,无意回浙。南北和议成,沪军都督府取消,膺白肯转任苏督程德全之参谋长。在公为江苏地方谋复员编遣之功,盖辛亥以后,集四方之兵,无所归宿,以南京为最;在私为沪军都督府之善后,大部分须由江苏省政府承受。膺白以沪督参谋长而转任苏督参谋长,在苏督为资熟手,在沪督是便交代。当辛亥革命,沪督声势什倍于苏督,太平而后,则上海仅江苏之一县。苏督本驻苏州,南京临时政府撤销,苏省政府始移南京。其时南京承战事及一度设立过政府之后,人事及号令之烦,倍于他省,而驻军有二十六师之多(参看《感忆录》冷御秋(遒)先生文)。苏督以膺白任其参谋长,为之收十残局,作其接受沪军后事之条件,故气味不同,名位不增,而膺白竟肯担任,在极短期中,完成复员编遣之功。我若论史,此乃膺白一生对国家最大之功。其先自解散其最整齐之廿三师以为倡,亦后无前例。所以如此,原为破坏时期已过,建设工作方来。

不幸宋案发生,更不幸在癸丑(一九一三)前后,对公事见解,膺白与英士先生日渐不同。英士先生视膺白如弟,不以为然,亦由他直说。膺白事英士先生为兄,不听,仍陈述己见。惟癸丑以前,不同,膺白终跟着走。癸丑以后,则对组党,对革命方式,膺白持独立意见。同情者谓为独立特行,不明当时形势,及后起之秀,不快而中伤之,大半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