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迁北京（第2/4页）

我回嘉兴奠母亲之灵，去年我为奔丧归国，实未回过嘉兴。这次在嘉兴，我们手足共商家事，决定父亲开吊期在次年清明，届时膺白当可同我南归。君怡在同济开学期近，我们不可久久沉埋在这伤痛环境，应快快努力前程。性仁最有担当，母亲丧时，她在悲痛中记得母亲合意的一件绸衫，亲手改作母亲入殓时贴身衬衣。这次她愿意留在嘉兴经营父母葬事。我要性元跟我北上读书，周老妈妈再到我家工作。当我提议性元北上时，尊长中有恐北京习气，于性元教育不宜者，亦有虑我行踪甫定，凭空添一弱妹，照看不易者。七婶表示妹在嘉兴，她可照料。七叔已故，七婶自己有儿女未成年，如何再加重她责任？我同性仁说，父母葬事了后，即性仁亦宜离乡外出，则性元一人将如何？父母一生最同情失怙恃的孩子，我与性仁幼时，常受教训，退让而友爱父母不全的叔伯姊妹，如何委没有双亲的弱妹于他人？至于我在北京的生活，纵不能如父母那样振作，亦决不至于腐化，遂决议带性元同行。

我们去谒见外祖父母，继外祖母已病瘫不能动，这年冬天与外祖父相差十日先后去世，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谒见了。性仁在嘉兴经营父母葬事，嘉兴风俗下葬在冬天，还要顾到附近乡人的风水迷信，有许多麻烦之事，大寒天她亲自在墓地。在嘉兴，男人办这类事都有点为难，她那时还不过二十来岁。我父母坟上，有一地主留下来的废冢，答应搬去而未搬。我手足看法相同，虽在地下，何必不容人？父母的意思定如此，一直没有动它。

性仁有疑难，向外祖父请示，外祖父去世，则请示蔚南五外叔祖，她就住在五外叔祖家，尊长都爱护有加。外祖家、五外叔祖家和我父母家，本住在一条街上。性仁去看外祖母，一日外祖母叫她走近榻前，手不能动，神志很清楚说：“二官，安姨你照应点！”敬安姨母比性元大不到一岁，是外祖父母最小的女儿。这时我母亲已经去世，而年长的舅姨们均不在嘉兴，舅敬中与姨敬和远在法国。性仁记牢外祖母的话，常常同我提起，我们想性元的前途，必同时想着安姨。我生平没有做过媒，独安姨与杨公兆丈婚事是我撮合。兆丈系君怡同学好友，始终称我大姊，安姨通信，称我“长小辈”而自称“小长辈”。她的手巧极，自建筑图样至各种裁剪均不学而能，今虽地角天涯，我还看见过报上一段性元的文章，记述安姨所设计的各种“人型”展览。性元三子皆患软脚病不育，生第四子时，从医院即将孩子送安姨家。因为小着两辈，不能寄名，故称“公”和“婆”，公和婆宠爱这孩子如己出。这孩子今已届成家之年，安姨夫妇带到他能走，将上学而后回家的。

外祖父有一次出门遗失一件东西，老人同小孩一样，盘旋不肯说出。被性仁知道，走去安慰他，外祖父想不到性仁已经这样成熟，眼泪直下，不出一语，只呼“夏普、夏普”。“夏普”是外祖父叫我母亲的名字，他一时拿性仁当我母亲看。

我的确亦曾顾虑到性元在我家有不便。曾函商天津竞存女学校长陆幼峰君，幼峰是我同学。竞存规模不大，有点家庭式，我过津曾住校做过客。竞存出身的学生，大概无问题考入女师。女师是我的母校，职教员中有好几个是我同期，我希望性元将来进女师。我与幼峰商，性元住宿竞存，她年仅十一，不懂国语，新遭大故，周老妈妈是从小带她的人，我请幼峰暂用作校工，若不在预算之内，工资由我另付。幼峰回我信说：当视吾妹如其妹，而不允用周老妈妈。我虽终携性元直到北京，然感激幼峰之不徇情。我平常议论堂皇，而轮到自己，即要求如此通融！与幼峰友谊始终如一。

我为搬家与父丧，一个月间，往返南北两次。将离沪时，到七浦路周寄母处辞行，寄母嘱大妹婉青陪我到克礼医生处配方吃药。克礼医生握手即言我有热度，试之果然，嘱快快回家休息。婉青一路埋怨，她疑我发热已不止一日，还赶来赶去，称我是个蛮人。我回到七浦路即住下，到退热，医生许我动身而行。

一个家甫成，而一个家则散，父亲最重祭祖，即避乱仓皇，不废礼。初搬上海，性仁忘携香炉烛台，父命开灯，用碗米炷香成祭。而父母之祭，则中断十二年，至吾弟君怡成家而继续。君怡结婚，由礼堂回其一楼一底之家，先祭祖。弟妇的母亲应家姻伯母预先关照弟妇，祭祀先请大姊，大姊不在场则请二姊。我三姊妹让家妇先行礼，均乐。君怡丧其长子，生五女而始得一子。我常劝说，我们这一代不应再有男女差别观念。对父母，则尽父母之礼也。

我到北京，急急安排熙文、性元二人的学校，没有功夫拜客，其间大大得罪了一个朋友。这朋友在爪哇教书，嫁一华侨，这华侨不是巨贾而读过中国书，夫妇二人回国谋差，住在同安会馆。北京的会馆很多，是同乡人组织，便利同乡人，不需房租。会馆的规模不同，依这一乡人在京的资力而分，大体皆不差，这是旧社会的互助精神。同安是闽南小县，亦有一个会馆。住处虽不需租金，伙食当由自备，夫妇二人谋事甚急。那朋友寻昔日师友，有人告诉她，这个新政府里有我家许多熟人，找我当最有办法。她来信约我见面，我在匆迫时回答，稍缓再约，来访，门房告诉她我不在京。她以为我势利不念旧人，将我去信退回，附了一纸骂我。我去道歉，说明一个月间所遭遇，她始释然。在北京居家，受托谋事，是最苦最为难一件事。

翠花街的屋不过一个中型四合院，因我家急于要屋，屋亦干净，以月租七十元租得，当时不算便宜。上房有五间装有地板的屋，向南，和一块铺砖的四方院子，最是合用。在花市买得盆景，夹竹桃、柑橘之类，皆耐久不费事，菊花种类尤多。北京有靠种花为生的人，亦有真能赏花的人。家里有几盆花，不算奢侈。我参观过“花农”的地窑，冬暖夏凉。想去而没有到过供给首都蔬菜花果的郊邑丰台。我们住定下来，已在秋冬之际，故第一期买的是耐寒之花。这样本地风光的四合院，我还是第一次，很喜欢它的安和静，很坐得住。北方少雨，常年阳光，负暄廊下，更属乐事。其不便处，佣人更多。我们后来搬天津住新式楼房，只用男女工各一，在北京则加倍尚嫌不够。

中央公园是我们差不多每日必到之地。民国以后，真个还给人民之物，不论其为点缀市容或为福斯享受，这公园要算一件值得大书的大事，一天不知有多少市民进出，无须门票。那时的内政部，是袁政府时代的，功不可没。北京可流连处甚多，而公园则在中心，本是皇宫的一部分，贴近所谓“三海”。民国后清帝仍居宫内，即后来故宫博物院所在，是从前的“大内”。三海作为总统府，此外有定期开放的“三殿”等处。惟这公园是政府经营而人民享受的，内中亦有饭店、茶肆、球房商营之物，而花草树木是政府管理，管得甚好。我们最喜欢一入大门即见的柏树林，干逾合抱，而树甚矮，三四百年北风吹来的流沙，掩盖了地面树干的一部，故成了矮胖子。后面亦有一大片松林，早晨常有人在林下打拳练武。春天的丁香、海棠、牡丹、芍药，亦皆分林分圃，不怠人工。膺白每天要到一家球房打球，现在称为保龄球，那时都称“地球”。他不但是那家球房的常客，还是发必中的选手。可惜他没有寻着一人与之对垒，可怜我不能不勉强凑数。他的球如射火箭，我的球如踱方步。球房雇客中常常只我一个是女人，觉得这玩意甚拘束。近年美国这种球运大兴，在各种球戏中居第一位，女人不打垒球足球，而参加这种球的很多。在影片中所见选手，分数不比当年膺白更多，而我若迟生四十年，亦还可以加点勇气而充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