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迁北京（第3/4页）
陆军大学将毕业的一个杨君，要卖掉他两匹马，希望用他的旧马夫王七，膺白如条件接受过来。一匹专作坐骑，一匹兼拉车，那时我们出入有一辆马车。坐骑和拉车性质不同，王七颇持异议。林烈敷（竞）君从西北旅行归来，他是江南青年中第一个有志于西北，只身游新疆的人，除他的《新疆旅行记》，还带回他的一匹马“昆仑”。后来他不得已必须卖马，希望保留“昆仑”名字，膺白亦照议接受。像林君这样志愿，我如今看美国西部拓荒影片，如果在美国，不是为国家开疆辟土，亦可为个人发财致富。膺白有机会总想助成这种志愿，无奈除开英雄主义率师远征，很少有人注意到边疆民族和社会的人。廿六年（一九三七）抗战初期，我在莫干山办临时中学，星期日请在山避难的人为学生演讲，曾请林君讲西北情形，讲到亲切时，他绘影绘声，几乎趴在地上学他们的拜。膺白曾经介绍林君于冯玉祥，开发西北，惜因时势未能久于其事，中国像这样少年有志而忽忽老去的人不知多少！我写稿时，尚接林君来信馈食物，复信时告他：“宝马昆仑，已入拙稿。”现在林君已去世有年了。
我们在北京第一段时期是骑马、打球、跑公园，是亡命生活后的反动，自以为无拘无束，而且免俗，究竟是无业游民。膺白是民国第一批发表的陆军中将，那时的将官人数还甚少。二次革命后他的军衔被革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又明令恢复。俸由本省支付，闲员俸有折扣，浙江省政府月寄三百元，北军入浙后亦未改，直至他后来入阁改文职为止。这点收入，家用已足，由我经手，有时积得剩余，供我二人随愿之捐款。手边还有一点钱，想投资实业而都不懂。我们有两点原则：一、不愿在钱的本身上盘重利；二、不敢利用别人之款，怕对不起人。如此，只是小本经济。书箱里检出在巴拿马博览会所得各种小册子，当时膺白最喜欢看的，农产加工和节省人力的生产机件。中国的人力虽便宜，但人是最不易安排的东西。这时我有两个堂舅在北京，五舅湛侯对农业极有兴趣，而还在陆大读书，他自己后来办农场事必躬亲，不劝我们外行人贸然放手。三舅仲勋能计算，但他的兴趣在金融而不在经济。谈来谈去，未有结果。为种葡萄，买了烟台张裕公司各种红白葡萄酒，张裕的出品永为我们自用和宴客之物，直到其歇业为止。人工孵鸡的小册，后来还带到莫干山，其时美国已经不知有多少更新的发明了。
浙江本省地丑德齐的几个人不相融洽，招致北兵入境。北京的政局亦是人事多于政治。一日，浙籍议员宴客于畿辅先哲祠，主客合起来有好几桌，主人不全认识所请的客人。膺白是客人之一，而他认识每一个远来的客，这天多喝了酒，大醉。想起了许多旧事，如英士先生当选浙江参议员，他劝其如约出洋，在宋案发生前不久，此时已经成仁。最远的来客广东姚雨平先生，辛亥时率领粤军，曾在徐州和膺白同住一室，隔壁是猪棚，猪叫不能成寐。许多故事涌上来，他醉后大哭，攻击政治。起初有人以为他借醉演说，后知是真，打电话要我去接他回家。我和仲勋舅及族侄尧年，三个人去把醉子哄回家。俞寰澄（凤韶）先生是席中人，次日一早就来看他，在《感忆录》文中曾提起这事，俞先生其时为中国银行副总裁。
这年十月底的一日，是我们结婚四周纪念，年来仆仆风尘，无暇记到此日，这天我们预定往西山玉泉。忽接黄克强先生逝世之电，电由谁发已不复记忆。膺白不胜凄然，意欲南下参加丧礼，即将皮包内我的行李取出，罢西山之行，而匆匆赶到车站。去年此日，我在太平洋中船上，今年他在南行车上。我失双亲，他丧良友，皆属可悲之事。
我们初以为在北京不做官，即是在老百姓一起，而实不然。我们往来的朋友都与政府有关，不但膺白，我的师友之家亦然。北京社会，就是在政府的人，和供养这些人的人所合而成。即教育机关，年年毕业出来的下一代，亦要在此中谋出路。这些，我们后来虽司空见惯，此时还属茫然。
有两件事，中产以下家家受影响，而时时发愁。其一是“中国”“交通”两银行的钞票在市面贬值打折扣；其二是财政部开始不能如期如额发出各机关的经费。粉饰太平，帝制挥霍，与调兵遣将，三四年已将民二（一九一三）得到的五国银行团大借款吃空了。护国军起义以后，袁政府命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中国当时有三种银行：其一是外商银行，其二是民营银行，其三是官商合资银行。中、交是第三者，政府以为有权可及。当时中国的币制系银本位，发钞票，而库存有法定之现银，随时可以兑现。发钞票不止中、交二行，外商及民营银行准备充足者，都有纸币流通市上。袁氏命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可以增发纸币，信用一失，而中、交之票遂不复能与其他随时兑现之票格相等。我们在北京，听领薪之人，计较搭中、交票几成，商店标价，亦说明是否中、交票。此与后来抗战后一般的通货膨胀不同，即市面有价格不同之纸币，而受者发者都有伸缩争论之余地。当时的中、交票，大概六七折、七八折不定。
我要提起一位膺白的朋友，当时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张公权（嘉璈）先生，他与经理宋汉章先生议定，不奉令而无限制兑现。这举动使上海人民不受损失，使中国银行基础不动摇而益增信用，足以打击袁政府，而长护国军声势。膺白从此与之订交，二十年中，相助之事不一，而从不涉及私人利害关系。民十六（一九二七）后，国民政府与中国银行间有相成相克处，膺白屡在中间为双方所责成。下面两份电报，一为民廿四（一九三五）统制金融，公权先生被调离开中国银行时致蒋先生之电，系到莫干山请膺白代发，膺白在后面附加己见，说得极为婉转，与他向来自己率直态度不同。至撤退“大陆”时止，掌财政经济者为宋子文、孔祥熙两先生，而膺白犹思为朋友委屈求全，他下笔时甚为斟酌。另一电是汪精卫先生请张为实业部长，而公权先生未曾从过政，不知应迎应拒。两电皆膺白之稿，公权先生皆未见。公权先生为中国有数之银行家，国际亦如此认他，膺白论他为银行家中不营私产的人。他从此脱离中行而从政，似乎丧职得职，为国家则是可惜的。民五（一九一六），中行卓然有树立，民廿四，中行交与政府，皆在公权先生手。故将史料提早二十年，加入此节，似不兀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