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我印象里的日本（第2/4页）
另一军神广濑中佐的事：日俄战时，日本海军力远不及俄国。传说在一个酬应机会，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在俄国军舰上故意在不经意小地方碰一碰，回来察看白手套上有小污点，知道俄舰并不如表面之洁净。日本陆军仿德国，海军仿英国；洁净是重要条件之一，他们是事事侦探过而准备的。俄国海军分开在东海（旅顺口）及北海（波罗的海）两处，相距甚远，日本海军当局设计阻止俄国两个舰队之会合，要先将旅顺口封锁，以分其力：封锁的方法是拿船来沉在海口。有名的三菱造船厂主捐献旧船四十艘，广濑中佐自告奋勇率领着沉没在旅顺口外，完成任务。这不是“敢死”而是“必死”。旅顺口铁锁横江，俄国的东海舰队困住不能用，远来的波罗的海舰队遂被日本海军一击而破，决定了日俄海军胜负。
不但日本军人如此献身，和资本家如此献财。维新元勋之风格，如西乡隆盛只有外衣一袭；一日，开御前会议，候他不至，急足往催，他正在家里张衣烘火候干。伊藤博文到朝鲜，有人警告他可能遇险，他甘心拿最后的生命作日本合并朝鲜主权土地的代价。不但知名之士如此，日本女子、日本小学生，宁走较远的路，出较多的钱，买较劣之日本自制货品，不贪价廉物美的外国货。
这样上下一心的“建国热”，究竟把日本建国成功了。看我中国，岂曾有一于此？亡命时，一日膺白与我倾谈，我们许多有建国抱负的人，生活均不足示范于人。当时我们自责，甚至归罪到上海租界，租界生活五光十色，足以销人志气，与一般内地实在太不相同了。我们见得到先进国家之“建国蓝图”，而不知各人须自备之“建国精神”和自经之“建国路程”。
在日本合并朝鲜以前，中国人对之大都有好感，存敬意。日俄之战，所争是中国的土地，但多数中国人同情日本，帮助日本，对日本战胜喝釆，把“甲午”“庚子”之事忘记。中国人固自不争气，对日本是不念旧恶，仁至义尽的。所以然者，中国当着殖民主义之洪流，欲图自强，不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须步武日本，得日本之好意援助，且以日本为有色人种争光之先锋。弄到中国人厌恶日本，崇拜西洋，是后来的事。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明治天皇及多数元勋均已死去，但日本武力和产业经济，基础已固，因缘时会，他不战而胜，陈兵海上，辗转运输，大发“世界难”财。对中国积极实行其侵略，不但遏住了中国一线自兴之机，他自己的成功，亦即为其后来之祸患。经过如下。
因日英同盟之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远东属地都赖日本海军保护。一九一四年秋，我们在新加坡亲见日本将校“以天下为己任”的尊严态度，和英国下级军官向之敬礼情况。参战国家的物资输送亦由日本海军护航，直至地中海；日本海军的气势大张。又因参战各国无暇东顾之故，不得不默认日本在东亚行动。于是日本对中国为所欲为：二十一条之提出，操纵安福系政府，占领青岛，武力承袭德国在中国的权利。日本在中国欲独霸，山东成为问题，均自此始。日本的陆军从此亦跃跃欲试。
日本海陆军人，因欧战之故，正轻心以掉天下事，而战后一般空气——一般想望，以为：德国战败——黩武者缩头，世界从此不要战争。华盛顿会议决定英美日海军军缩，比例为“五·五·三”，国际联盟又提示普遍裁减陆军。巴黎和会中国不签字，华盛顿会议议决日本归还山东权益，在日本以为列年徒劳，受国际挫折。又加军备受限制，职业军事减少，军人失去重要性，拥护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军，向来成仁取义白刃可蹈的，忽然伤了自尊心。这是后来军人出轨的第一刺激。
日本工商业应战时各国需要，又填补各国平时市场，生产骤增，获利无算。社会上新添不少资本家暴发户，财无处用；这些暴发户生活奢侈，举动若狂。我和膺白在欧洲看见各国在战后生活之苦，不论战败的德奥人民饱暖为难，即战胜的英法亦家家寒酸。接到在日本一个朋友信说“成金举止若狂，一夕吃五百元一客的饭”；“成金”系日语暴发户。此种豪奢举动不但大违日本向来勤俭之风，为有识者所侧目，金钱万能还影响日本政治。到后来，各国工商业渐渐恢复，这些新兴的资本家市场减少，寻求市场与保持已得势力之心愈切，他们本身亦成问题。
明治维新是西方技术制度与东方道德精神的结合品。日本是圣君贤相的领导政治，多于人民代表的政党政治。日本当时有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他们代表资本家的色彩重。资本家生活引起社会厌恶，于是政党亦不受重视。后来政友会做了军阀工具，与侵略中国大有关的田中义一，即以大将而为政友会总裁而组阁的。政党徘徊在军阀财阀间，后来被所谓少壮军人一脚踢在旁边。
苏联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流传日本，学术界与知识青年亦有“左”倾思想，不像从前之单纯国家观念可以克服一切。
日本是通国皆兵制，除特别免役，男子无不当兵，大部兵源在农村。他们面对着矛盾，以他们生命换得的国家光荣，为另一部人所享受，所恶用。因工商业特殊发展之故，财富集于都市，人口亦向都市集中，农村甚形困苦。他们心下不平，很易听少壮军人指使。
日本虽同英国一样——君主立宪，皇室不问政；然日本天皇系半神半人，平日不问政是超人之故，国有大事则仍决于天皇御前会议。直到其政变时止，日本是元老政治。元老是维新以来一脉相承的重臣，已退休而负重望，为一般人所知晓，天皇所信任。元老平日住在与实际行政有若干距离的乡庄，身虽闲散，心以国家大事为常课，左右有各种问题的专家，他自己对国际及本国过去未来的事能密切注意。他的门生故吏满天下，但不利用为个人利害。元老要做到“宁静致远”，亦须保持“淡泊明志”。国家养成了这种人，在要紧时征求其对问题的智慧和公正意见。不是崇德报功，亦非优游林下，更不可作土豪劣绅。这种元老要靠本身，亦要有机会，要靠社会容许他能公正，是可遇不可求。在最后一个元老西园寺公望以前，日本的政治一直有赖于元老的贡献。即使平常更换一次内阁，旧内阁向天皇递辞呈，报上立刻见到元老奉召入京，天皇听取他的意见后，他立刻离京回家，不再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