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我印象里的日本（第3/4页）

这种家长制度——重臣制度，维持日本政治的安定和维新的完成，使国家有充裕时间提高社会各方面的水准，在日本是成功的。吾人在中国书上见到的政治修养和社会憧憬，在散漫辽阔的中国未生效力，在日本是实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有大转变，日本亦然。日本原来的政治重心动摇，而新的重心还未诞生。海陆军人是日本建国柱石，靠他们，日本扬威武于世界。日本海陆军出自两个藩族系统：陆军由“长藩”，海军由“萨藩”；虽然各由一个系统包办，却不像我们的割据把持，贩私运土；他们有不可摇的中心信仰——天皇和国家。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故天皇与国家不可分。日本军人虽不结党营私，但他们有强烈的功名心，他们的功名心亦与他们的国家观念不可分。原有的忠君爱国观念，加上对政治现状不满而欲刷新，和个人强烈的功名心；这三件事骨子里暗含有极右的国权主义，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因和主力。日本国民性向来能服从，尤其军人所受军事教育，故其法西斯运动虽以佐官阶级的少壮军人为中心，必须推戴较高地位之领袖以号召，而执行其政策与办法。他们的政策——初只是空洞的“刷新政治”。他们的办法——内则“发动政变”，外则“实行侵略”，以武力造成他们所想望的事实。推出来的领袖不给他们满意，立刻挥之使去，另戴他人，故日本法西斯有无数立功酿祸的人，而始终没有坚强的领导人。他们与德国、意大利不同，没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他们是从下而上的。这些被推戴被利用的一时领袖，只有替他们支持政局，替他们在国际圆诳，替他们将既成事实合法化，替他们将错误作为功劳。佐官阶级的人在很短时期都成大将。野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平凡者不敢开罪。内阁、政治家被刺者踵相接，莫敢谁何。

在日本从有纪律的“建国热”到无拘束的“侵略狂”，首当其冲者是我中国。自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是蓄意要报复的。他们的军备物资，准备不止一个战场的作战。日本亦有不少自由思想的人，亦有比较在世界大处着想而同情中国的人，但到他们为自己立国生存，则不论朝野文武，没有不思向外扩展，到这分际，将不惜阻碍中国的成功。

中国与日本国交，不拼个你死我活，即须在此夹缝中谋两全。两国间能见到此而努力的人不很多，而阴错阳差的事实，则往往随时随地而生。大隈重信是自由主义的人，他办的早稻田大学吸收过不少中国学生，然而为中日间致命伤的“廿一条要求”出于大隈内阁。犬养毅是中国革命党几十年老友，他对二次革命后纷纷亡命渡日的人，极力主张准许居留，然承认伪满洲国却在犬养内阁任内；距他被暴徒刺死前不久。中国方面亦然，中山先生是最早见到且得到日本同情的人，而中国最大的排日运动出于国民党。

本来日本在中国久已染指的是我东北，其理由为他们国防、工业和移民的主要线。大隈重信组阁时，日本驻英大使加藤高明回国任外交大臣，向英相格雷辞行，谈到日本与我东三省关系的重要，加藤提到日本在东三省投资，培植了不少树林。格雷答以“日本不但植林，还浇过血”；一言丧邦，格雷此语实启日本从此积极侵略中国之主因。日本原来所希望者旅顺大连租借之展期，各国在中国租界地大都是九十九年为期。旅顺大连，乃甲午中日战后日本已得而由俄国从中欺诈以去——日俄战后日本再从俄国手里夺得之物；租借期只廿五年，日本亦想做到九十九年。加藤提出植林，表示此非朝夕之功，格雷承认日本洒过血，是默契其特权。这个消息带回东京，于是野心者更加小事化大，此即“廿一条要求”所由起。读者知此时中国为何时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凯称帝前数月也！袁氏签此丧权辱国条件，从此辽东半岛外，山东半岛亦招来了日本势力。

袁氏称帝不成而死，继之者在中国是段祺瑞当政，此即世所周知的“安福系”，勾结日本，借日本大外债，名为参加欧战而实未出一兵，练兵仅为内战征伐南方。“廿一条”中一部分在袁世凯时所保留者，段祺瑞时又默许之，此五四运动之由来也。

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人处心积虑以准备，中国则倾心欧美，鄙视日本，而并不自求振作。中国人倾心欧美，咎由日本自取。然鄙视日本，影响日本大多数人心里，使他处处要做到中国人所崇拜之欧美无可奈何他，而使中国人心服。这点，中国人虽错，日本人是更错了。

北海之熊之俄国，昔为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所恐惧而诱之东向，日俄之战日本以地利、人和幸胜。共产苏联实为日本肘腋之患，国民党联俄容共，与日本是不相容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对中国欲纵又收，忽收忽纵，知中国统一运动不可遏，亦知中国倒向苏联于日本不利。中国若在清党以后，各派不相争而相合，不但中国有复兴之机，对日本亦自有主动周旋余地。苏联是不喜中日弃嫌隙而合作的，共产党更不喜。无乃日本终无其度量，一着着做得使中国无与可亲之道。中国亦不求诸己，不归杨则归墨，欲利用日苏而终为日苏所利用，坐待痈之养大，不可收十。

济南惨案以后，日本派佐分利出使中国。关于佐氏与膺白间谈话，和二人对东亚的看法，我大概零星已经说过。膺白认他为能见远处，知道中日间亦须相忍为治之一人。当时日本以为田中在济南酿了大祸，使中国了解日本的人不能立足，派佐氏使华以求转圜。但膺白已经去位入山，中国民气益愤慨而无可解说，日本亦并非真有觉悟。佐氏在短短使华期中，颇得中国人之认识，向来不求了解日本的人甚喜其态度。佐氏欲来莫干山晤膺白，膺白再三推辞，请各到杭州灵隐参佛，如此相值，膺白亦不肯。佐氏归国述职，忽以自杀闻；自杀被杀无人知，但几希之有心人又弱一个。

重光葵继佐氏任，具体而微。其时日本法西斯军人已开始行动，在东三省之陆军酿成满洲事变，而在上海之日侨与海军陆战队亦肇成淞沪之战。据重光氏自言，在沪经过中国排日分子道路稽迟及查问，均忍耐不使酿成问题，而淞沪开火前数小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实已接受哀的美敦全部条件，日本野心者必欲肇祸明矣。重光葵解职回国时，曾告膺白：“日本军备始终为两面作战准备，实力直在十年前之上”；他解说此乃友谊，非外交官的话，暗示我们勿低估日本实力，“十年前”即华盛顿会议。淞沪停战，他在医院待签约而后割去其伤腿，恐生事之辈横生枝节。我见过当时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纪录，因这次接触而发见对方的人情。听过人说起一个宴会席上重光葵的演说，他指着桌上鱼翅谓：“日本出鱼翅而不会烹调，经过中国厨子之手乃成美味。”这外交辞令以示合作有道；然其时他们的外交官已经只有“从恶”与“补苴”之二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