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余事（第3/8页）

河北省政府之事，膺白不能越级而行，建议甚客气，后知无效，亦遂不作主张。北平市政府之事，新市长袁良颇欲有所作为。袁本亦谙日本情形，但此次在平，专心市政，绝不参与对日外交。在平市除整顿市容励行禁毒外，一件“四郊小本生产贷款”于平民最实际有益。举行几次生产比赛，鼓励改良种子和办法，款由金城银行借贷。华北必须从生产纳“游民”“游兵”于正轨，膺白在提议合作会时已见到。合作会委员中除社会知名之士和地方负责人员外，有周作民先生，即为他与金城银行热心合作事业之故。此外北平市已设计“故都文物整理”之事，目的在将北平建设成一世界文化都市，而冲淡政治性。膺白与袁市长讨论这件事时，北宁路局长殷桐生常参加。他们第一步计划为修理名胜古迹，添设旅馆，甚至以一部分宫殿改作旅馆，以吸引国际游客。此举在北平旧有各种条件下，均不难实行。路局提供了有关交通的意见。他们亦谈到北平水利之事，有利于发光发热，亦可以增添山水游观之乐。

“故都文物整理会”。由中央与地方合作，已经通过成立，惜经费尚无着落而时局已非，未得如愿进行。在此以前，北平市政府曾修理明永乐长陵。修墓之意向有二：其一因何基鸿君之信，拟扩展平市精神至四郊，而长陵为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宏大之一；其二表示必守华北之决心。膺白重修长陵碑文之一段曰：

明成祖经略朔漠……燕都逼近边疆，首当其冲……独毅然建北京而定鼎焉……盖岩疆也，而视为全国首要之地，竭全力以副必守之决心。故终明之世二百七十有七年，燕云十六州不致踏晋、汉、周、宋之覆辙。

此文非膺白亲笔，然“必守”之意见是膺白的。

廿三年（一九三四）五月，日本东京有铁道展览会，我铁道部派北宁路局长殷桐生前往观光，政整会请其顺便考察日本政情。膺白对日本外交，常与殷桐生谈，大意先安军人之心，使文人渐渐抬头，外交入于常轨，中国争取主动，可让者不待其拔刀相向，不可让者虽拔刀无用。我听到他们谈过植棉，从前清张之洞督鄂时沿平汉路散发农产物种子，利益农民，至周馥（玉山，清末官津海关道，直隶藩司，并护理直督及北洋大臣，其子学熙任民初财政总长）在华北植棉致富各种掌故。华北植棉与日本为两利之事，但不能在侵略计划中行之。经济开发之事正多。殷到东京，所见各界要人较任何使者为多，自军政实业各界以至社会各种座谈会，及于妇女界。他曾对我述其在妇女界一次座谈会的谈话如下：“主妇们一定听到报告，中国人如何排日，日本在华投资皆失败，而欧美人皆成功。举一事为例，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除重要执事数人从外国来，此外河南、山东种烟叶之农民、工人、商店之店员、公司之职员，中国人靠此生活者不知凡几，利益共同，故成败互助。日本在中国所经营之事业，人事自经理以至门房，用品至职员所吃酱油，无不由日本来，一切与中国人无涉，如何能获得中国人之合作与拥护！”殷动身往东京前，膺白曾与谈将华北与关东军间纠纷一扫而空，然后取消停战协定，外交循正常途径，而两国有识之士方得谈亲睦之道。以下为膺白致殷途中的一封电：

上海京沪路黄局长转殷桐生兄：号（二十）电悉。弟意（一）取消协定。（二）协定如未能取消，最少亦应要求善意的互守，勿时时为扩大解释；如此次派舰至北戴河护侨，海兵并未登陆，而彼等仍欲提抗议，谓为违反协定。似此一再利用协定，扩大解释，其内侵之势，北及于多伦，南延至海面。若并此而不能做到，是国家主权将为我等希望和平主张提携者断送殆尽，我人将自谓之何？以双方地方当局各自发一宣言为替代，当无流弊。（三）联航问题，好在兄前已有“黄先生根本不预备办此事”之语与对方说过，此番不妨继续前次态度以测验之。（四）通邮归地方办，可依照前定原则进行。如能推归中央办，原则当然可另议，但我等仍愿从旁协助。惟战区纠纷，如保安队之无理限制，沿边日伪军之久驻不撤，李（际春）石（友三）残部之无法整理，日鲜浪人之无法取缔，多伦、沽源之久占不返等等，为我辈在华北感受最苦痛之事。盼兄勿馁气，勿灰心，破釜沉舟为最后之努力。郛马。（未注年月，应为廿三，四，廿一）

殷在东京有一长函派人送归，节录要点如下：

膺公赐鉴：（一）日本政局暂可小康，大致可维持至明年议会改选时期。内阁国策审议会之作用，仅在防止极右派之抬头。军人高唱改革，趋势已渐由中级干部下移于下级干部，表面似势力膨胀，将来反映于政治者必为一种暴力行动。现在有识者几无一不以此为隐忧，但无一敢出诸其口。关于政治谈话，极端在恐怖状态之下，无论何人，座有生客即噤口不敢言。凡有实力之任何政党及法西斯，均无获得政权之望，如床次、宇垣、若槻，均为阿私者所揣摩，其实毫无把握。

（二）对华政策仍不统一，广田虽努力标榜亲善，军部仍未肯一致行动，甚且南辕北辙，表示其反对方面之动作，在在与以难堪，惟广田暗中与军部仍保持若干联络。前晤谈时，广田曾暗示将率先为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殆系指交换大使问题而言，但军部仍表示反对。

（三）对华北一切问题，中央各部均异常隔阂，殆完全委之关东军及驻屯军处理，故一切情报亦均似是而非，彼等如何说，中央便如何听，屡以缓和或废除停战协定之说试探各方空气，对我所陈述，几无人不共鸣，但结论总不外“不妨与关东军商之”一语。各方均提及航空问题，一致主张应速容忍解决。广田、重光等则对上海、福冈线亦主张甚烈，谓中国事实上能与美、德合办航空，为何不能与日本联络？无论千言万语，难使彼等释然。

（四）东来后行动，除列席第一日之会议外，余日均努力与各方面接触，说明我方现状（如本日与近卫文麿公爵谈话记录之例），探询彼方趋势。计已经单独晤谈者，为驹井、加藤、币原、大仓、松井、重光、广田、坂谷、尾崎、水野、床次、铃木、若槻、内田、冈部……数十人。

（五）此次东游感想之最著者，莫若此间人士对军部之慑息。欧战后产业膨胀，某一时期军部备受轻视，未几有大正十二年之大地震，幸赖军部有统制的维持首都治安，未使社会受紊乱之影响。嗣后满洲事变发生，乃将政治经济社会舆论全部置于军部统制之下，开疆拓土，打破随从外交窠臼，予国民以自尊心之满足。对内揭发政治黑暗，对各政党以迎头痛击，得国民多数之同情。形成军权特重之势，要不外乎一种反动现象，虽非朝夕之间所能消失，但日趋缓和，毫无疑义。我国此时，无论如何应极力容忍，认定危机之所在，努力避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