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抗日战起（第2/4页）

从此以后，我个人亦有一件小事改正，我的名号划一，以后我只用“亦云”二字了。

我捐屋的决心，有积极消极几个理由：其一我与膺白，为其职务故，所感所尝日本军人滋味最多，隐痛与敌忾心比人更甚。其二亦为其职务故，被一般人所误解，以为不主战即是主和，主和即是甘心屈辱。今烽火既起，国家的政策已定，战只有向前，各样的力量愈大愈对国家有益。“人心”是极重要的一点，我为膺白代表此意，首先提倡，以示抗战决心。此外，有些人不知吾家平日生活状况，以为总有点家藏珍物古董，我借此公开，与社会共见。自在山发出电报后，我自己即未再到此屋，不但至战后，即到现在，我未尝再经过此屋，进过屋门。膺白为我喜欢杭州西湖，且与庾村往来方便而建此屋；我为膺白喜欢建筑，建筑是他最磨功夫之娱乐，而鼓励成此屋；这所屋是吾家南南北北前后住宅中自己购地建筑，亦是最讲究的一所。设计既定，膺白对我说：“离家乡数十年，一无成就以报桑梓，乃造屋以炫后辈，中心惭愧。”于是我们决定用此屋时，尽量改变我们闭门孤僻习惯，务多开门与当地人接触；不用此屋后，赠给地方作公益之用。膺白遗嘱还提到我们此约，我今不过提早，用在当前更紧要关头而已。

我得到许多亲友的赞许；吾弟君怡在沪见报，首先来信说：“此举，虽在手足亦不能不表敬意。”在庐山几个朋友来信说：“闻讯，只有默然叹服。”我离上海时，有新银洋一包，是每年新岁用作儿童压岁钱之积存，托仲完代为随缘作有益之事。她来信曰：本拟代作救国捐，今戋戋者不再充公，已送银行入我户内；其时政府重申禁令，不得私藏银币也。吾家所有字画，大半系年节生日亲友们的赠品，我一一报告：“所惠赐，襄成义举。”江浙撤退匆匆，未有机会善用此屋，当时我所交出器物，列一清册，今尚保存，签名者七人：我的代表人王大纲，接收保管者中央银行行长张忍甫，主任翁云生，监点者民政厅长阎幼甫，科长夏翀，财政厅长程远帆，科长汪筠。昔日空负痴心，今日絮絮记此，不胜惭愧。抗战后我见过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回忆录》，提起住过此屋，一若不知此事不识其人者，故述经过。还有后来的事，下章再记。

莫干小学每年暑假在山上开暑期班，用公益会住屋上课。公益会是莫干山中国人的一个组织，全部住户分担造此会所，第一任理事长是膺白，第二任是叶揆初（景葵）先生，是住民公选的。暑期办学原是公益事项之一，由莫干小学校董会担任。这一年的八月底，正要结束山校而回庾村开学的时候，发见许多在山避暑之家不拟离山，孩子们需要继续上课，不但小学，还有不少中学年龄的男女学生。于是我与校长郑性白教导主任张竞心二人商量，拟在山上设立莫干小学分校，且添设临时中学。这“临时中学”四个字，后来在抗战八年中，以浙江而论，各地都有，然最先发起者是莫干山。山上不但有许多学生，亦有现成的教师。除性白、竞心，还有校董徐青甫、朱炎之、葛湛侯几位在山，我们商量之下，用莫干小学校董会名义筹备临时中学。这是连我六个校董的决议：由兢心担任教务，性白担任事务；一面通知在山各住户，一面由莫于小学校董会呈报浙江省教育厅，为学龄儿童紧急必要而如此办法，请求承认学生在临时中学之学历。住户的反应极快，不但读书的学生，亦有愿意担任功课的教师。教育厅的复文不得要领，大意不以临时办学为不当，但说明不能承认学历。官厅不设身处地在战时民众的一边，而只拘泥平时条文。幸亏家长和学生都不在乎承认不承认其资格，在山之家无人不来。从提议到开学，用极短时间完成。

莫干山临时中学共有初中三班，高中一班，校址即在吾家白云山馆毗连的三宅房子。莫干小学虽仍回庾村开学，山上亦附设了几班，借芦花荡小礼拜堂上课。小礼拜堂与“临中”相隔仅百余石级，如此照顾容易。所用桌椅，除庾村现成多余者外，临时由山上工人制造，白木不加油漆。我们凡可俭之事务求其俭，不可省之事丝毫不吝。向来各校用的教科书，均不一律，我们用两个原则决定：其一从多数，其二征求主任教师的意见。我们在油印的报名单上，请学生填明其原来学校所用教本。如此先得一个多数概观，商之主任教师，然后到杭州购买。后来亦有因杭州书店缺货，而从便改变之事，此时的交通应以供军用和难民为主，我们不再求全转向上海采购了。原来在山上的有英文教师二人，数学和地理教师各一，张竞心自己在文理两科都能担任些，暂时只缺高级文史及生化教师。帮我们请教师最热心的是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宗海）先生，就是译《小妇人》的一位，他介绍国文教师张惠衣、历史教师柳定生；张先生请到来山；柳先生系名学者柳诒徵先生女公子，我慕名甚久，当时顾到战乱情形，对女教师我们需要更多责任以爱护，故未及远道邀请，柳君本人大概始终不知有此事。生物教师章子琨系由浙东请来，能自己走山挑行李，授课甚重实验。我们所有简单设备及仪器都曾应用了。据学生言，都市中的学校未尽有此。自有莫干小学以来，每逢吾家年节有事，亲友馈赠都以学校用品，故莫干小学虽在乡村，而图书仪器均比较完备，这次都借给中学用了。我在此附带向这些亲友们致谢，我们都一一用到在来学的孩子们身上，未负盛意。“临中”开学之日，师生群集在白云山馆东面广场，竞心致辞，勉励学生用“最后一课”的精神读书，我介绍教师从文史先生开始。

这里我要特别提起几个人，都帮我们不少的忙。计仰先夫人汪吟霞，在膺白去世后即来吾家相伴，她的儿女晋仁、德容原是我们寄儿女，计先生做过嘉兴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长，与郑晓沧先生相熟，故托请教师及赴杭买书，都由吟霞、德容母女担任。那时我在庾村还有一辆车，我家一向乡居时不有车，有事则临时向杭州雇用。年前膺白由北方归，政整会撤销，汪院长饬将膺白在职时坐车送庾村使用，膺白谢不受，将上海家里的车开到庾村，以原已有车，为不受的理由。后来膺白卧病，时时要到杭州买药，车子很需要，以后我一直把它留下来。

吟霞母女正要到杭州采买书籍文具，我临时接到一封信，是曾在上海允中女学任教的楼文耀先生寄来。熙治曾在允中读书，我与楼君见过几面，未通过信。她这次的信是由杭州一个尼庵寄来，大意说：国难中拟有所效力，而不知何所适从，问我庾村工作中有无她合宜的事，并言她是单身，不求待遇，此时正在尼庵教小尼姑书，倘数日内不得我信，即随众他徙云云。我将原信交吟霞嫂，请其往访楼君，告以办“临中”之事，倘合意，即偕来。楼君带了洗而未干的衣服，当天傍晚即到山上，住在吾家，担任初中文史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