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抗日战起（第4/4页）

浙江大学竺校长藕舫（可桢）夫妇到山来访，他们正在打算浙大迁徙的问题。我自己在山虽未萌退志，然莫干非可久安，于大学不宜，据实以告。他们想把孩子送“临中”寄宿，我答应照顾，后来局势急转，未成事实。我想起杭州的“图书”应早搬开，请其向有关的人陈述。他谈起我所捐屋，谓闻有人提议发彩票出售，问我意见。我说：“为抗战用，已经提出，但凭政府处置。个人则不取赌博方法的。”

同学赵佩文（懋云）由她家乡四川荣昌县来信，谓江浙恐不守，请到她家避难，这是第一个来邀我的朋友。后来还有武汉方面膺白的朋友，都令我感激。我函谢佩文，我以为江浙驻有重兵，且筑有极坚固之防御工事“兴登堡线”，不想半年的坚守都不能的。

白云山馆石砌前有一棵大枫树，为全国最大的一棵，入冬叶褪深红色，以前我们在此时都已返沪，故未见过。这一年满树红叶，扶摇上天，婆娑盖地，景色正对着“临中”高年级的讲堂。我常常想，这小小山头，能作“避秦的桃源”，亦能作“亡秦的三户”。同居的计太太、楼先生渐渐以避地之说打动我，她们听到几家人家的远行计划。一日我对她们说，在山我还可以做一点自己以外的事，出门将何之？人地生疏，累朋友于心不安，无人照应，寸步难移。于是我们心又定下来，不作任何准备，但我从不劝别人留在山上。即我们学校的安排，亦只使人在山一日有一日书读，始终给人以流动自如的。伯樵、仲完曾来山上，伯樵为京沪沪杭两路局长，已在夜间疏散重要物资，暗渡钱江大桥。仲完想留在山上，又想劝我走。他们离山赴杭，我又清静下来。浙江省政府决定撤退之前日夜间，财政厅长程远帆偕王大纲到山，告我明日将离杭，在杭与伯樵等谈过，恐我出门无人照顾，与大纲商，愿否再来吾家，大纲一口答应，故立刻请他携铺盖及一小皮包，随同上山。危难中许多故人不忘我，令我感激。从此，大纲等于吾家一个子弟，助我各种事务，在抗战时及抗战后，我所经手之公私各事，无不有其一臂之劳，到一九五〇年我全家离香港到美国为止。

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的一个深夜，庾村来电话，说话者是吾舅葛振民（敬康），他刚由南京到庾村，有卡车一辆来接我，是伯樵等所安排。他告诉我，白日有空袭，在京杭国道上车须夜行，他们深夜到此，拟次日夜间回京，要我在傍晚以前下山到庾村起程。他另有小车来接敬安姨母返京。我斟酌之下，时势至此，不再以无用之身，仆仆道途。与仰先嫂商，请她携德容，并代我将熙治带走，我仍留山。康舅再来电话，我不下山，他亦不归，请勿固执。我的妹夫钱乙藜，与仲完复由南京来长途电话，谓此系最后且难得借通之军用电话，请勿负朋友之情。仲完说话等于哀求我离山，她们在乙藜家候我。一日之间，仰先嫂代为整理各人行李，女教师无家在山者均同走。性白、竞心都主张我走，减少山上目标，说我可为之事他们必继续为之。遂与性白商必要时学校、农场种种措置，我告诉他，同人安全为第一，身外之物请勿顾惜，属于我私人者更勿措意。我坚守此约，抗战八年中，性白夫妇及其他往来山沪之人，我从未干以私事。对于文件，托以不能保则毁，此事性白夫妇为我辛苦妥善保存，使我今日还有一点可贡献的史料，连装置藏山的工友，我终生感激不忘。性白夫人名李雪钧，亦属莫小教师，后亦参加我们校董会。终抗战之世，她夫妇坚守岗位，直接保全了莫干小学，间接保全了莫干山。

在夜色苍茫中，我们一行人到庾村“文治藏书楼”，此时吾家在杭州的书亦已搬到此地，我曾与浙大竺校长谈杭州图书馆的书，而我们自己的书我一点未有安排。这时莫干小学的小朋友们已放学回家，都未得见。经过膺白的坟，我默念：万一被炮毁如何？继思普天之下，何处非先人庐墓！膺白若不死，正欲“拼此一命”，则何惜此白骨？忽然一个奇想涌上心头，我托性白：此地若为敌占，临走请用泥土掩盖石碑，不留名姓于沦陷之区。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