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战后的莫干农村（第2/6页）

我个人，尤其感激他夫婿一件大功德，保存我的文件。这文件后来又经一次不得已之淘汰，由仲完带至香港。当我匆匆整理，每弃去一份，念念对不起性白夫妇。我今写稿所凭一点信证，都是他姊弟夫妇之力。民五（一九一六）黄克强先生一封信，则战后我与熙治第一次到山，她收十残书，我在地下破堆中发见此信，真劫剩也。

莫干小学校董会本为庾村工作的发动机与负责中心，战时，性白在山，我在沪，校董会实际只我和他二人。他为前站，我作后台，他的助手是他太太李雪钧，我这边帮着奔走调度者是王大纲。有在战时病故的几个校董缺额须补，我即请大纲、雪钧加入。膺白始终要本地的人参加本地的事，他请过三位村长，一位本村读书人为校董，四人都已去世。我亦欲渐渐将事业交给本地年轻一代的人，第一步延揽校友参加校董会，使校友参加所喜欢的工作。第一个在大学毕业而已经任事的陈秀达应首有资格，经同仁商讨后，决定再待一年，迨其更为成熟；秀达在战后第二年参加校董会。

我在校董会提出一项原则的改动：以前是“通过学校以提倡生产”，今后要“着重生产以维持教育”。战后农村凋敝，必须从生产恢复元气，为莫干小学本身，亦不得不以生产为基金所寄托。币不如货，大家已得到经验。我的力量非可源源不绝，亦深自感觉，这点最后有限之力，必须用在生生不已的事业上，方不落空。此时恃租米度日，米且极吃香，然只能作过渡之计。收租原非心之所安，土地改革实行终有其时。田归耕者，专家所拟有七年办法，我校董会亦曾草拟五年还田方法：五年内请佃户交足租额，可能则多交一定的量，至其他生产足以维持学校，则学校不再收租，亦即不再有田。以上这些，不仅是我心里急切的盘算，亦属时势所必至和必要。我疏忽了一件事，没有顾到性白的辛苦。

我同性白恳谈：复兴必须有计划，而首在于得人；生产事必须访求专家，留得住专家同我们在一起。生产事业我完全外行，将仰赖吾舅葛运成（敬中），听其指示，此时尚在昆明未归。我们讨论到吸收新同事，亦提议请得力的旧同事回来，他都同意。旧人中杨肖才、祝书霖、张竞心都对工作有志趣，我们一一提到。最后以为竞心最可能亦最适当，若竞心回来，则学校内部之事，可以举重若轻。而性白得分身为全盘之设计，修葺旧物，整备新事。庾村每一片场、一所屋、一个人，他无不熟悉，多所经手。

竞心是性白以外惟一膺白所物色的同事，在同事中最喜读书，自他到校，同事的读书兴趣都增加，我们办临时中学，多半是他的力。抗战前一年，浙江省政府拟仿广西乡村政教合一办法，委托莫干小学校长兼莫（干山）庾（村）区区长。性白兼了区的事，即由竞心代校内的事，当时尚系膺白主持校董会而如此决定。竞心随临时中学到武康后，在战事末期任浙西行政公署秘书，曾函大纲，介绍一条水路，必要时我可坐船离沪，转往西南。胜利后，行署接收嘉兴，是我故乡，他亦来信，知其将往福建救济分署任事。我与性白商定请他回庾，即由我写信邀他，他立即答允。竞心与肖才均系莫小干部，曾告我随时可应召而归。肖才的太太，离庾村时不甚愉快，故我与性白决定邀竞心时，性白尚以其不受家庭影响，为容易相处一个理由。我们初办乡村工作，为使家庭能常住乡间，发生同样兴趣，且裕收入，故鼓励家眷同做事；这个想法后来事实是失败的。膺白去世，战后我亦不能常住乡间，少调剂之力，提醒之功。适因诸事紧缩，人事简化，故无有困难。

以下是膺白延揽竞心时的两封信：

镜心世仁兄如晤：昨日由杭返沪，得读四日发手教，拜悉种切。弟于廿九日到莫干山麓校内过年，三日午后到杭，昨晨车返沪。此次在杭，寓亲戚家，未到西冷，临行时本欲电约阁下一谈，竟因时促事多，未能如愿。日内不他行，如能于本月十六七号来沪一叙，至深盼企，并盼赐复为幸。耑复，顺颂大安！弟郛顿首。（廿二、一、七）

镜心世仁兄大鉴：顷奉到廿五日发手教，拜悉。大驾已由莫干归杭，学校事亦已与郑、杨二君接洽妥当，至为快慰。此后得兄加入工作，学校前途必更有望。到校后，对于各项施设，如有高见，仍盼随时指示为幸。复颂大安！弟郛顿首。（廿二、一、廿七）

战后庾村当地的准备工作是垦地、修屋，需性白主持。我把这些工作配合在生产计划，即须用哪一间屋，先修哪一间。其他接洽之事都在上海，要我自己注意，一步不能放松，放松即永不能进行。自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我开始设计，直至卅五年（一九四六）清明，始亲自到庾村。我在上海最要紧是等候两个人：吾舅运成在昆明，吾弟君怡在重庆又在长春。吾舅是农业专家，除教过书，他没有做过农业以外的事，运成舅自己对农村有抱负，他的理想“家给户足小康合作农村”与膺白和我的想象目标正同。他在昆明写信给我说：“我是志愿农人，希望‘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我回答说：“甥系家传书痴，觉得‘民无信不立’。”舅年只长我三岁，这是我在南屏教《孟子》《论语》时候，故引二书句会意。庾村复兴应走之途径，应取之方法，在我，除开他没有第二人可以请教。有他这样一个人而不请教，亦是错过的。

君怡对农业和农村都无关系，为我与膺白，他在重庆时已经替我想到运成舅是惟一助我的人，他们已经谈过庾村的事。在中国社会，许多地方我不能自己跑。老朋友家换了门房或接电话的人，我可能被挡驾或几次电话难通，而主人并未知道；到机关里请教事情，更非有熟人不可。有些事大纲难以替我，央君怡代我跑，我可以不拘束不客气。吾舅吾弟自己都有甚忙的职务，亦不定时时在上海，只能由我凑机会、候时间。庾村同仁不能想到此。

运成舅和舅母胡咏絮同致力于改良蚕种有年，复员后他担任中国蚕丝公司总经理，是政府的事，因此他不再复业他们自有的镇江四摆渡“明明农场”。我请问他庾村植桑制蚕种之事，他最初似乎迟疑，我不问其理由，但问庾村土质宜否种桑，和天然丝的前途。战前，我们农村改进会曾劝告蚕农，弃“旧种”而用“改良种”，第一年请先试用而后付价，若成绩不如旧种，则补偿其所损失。蚕农用改良种而产量大增，从此每年到学校预定，称为“学堂里蚕种”。有此信用，打动我设场制种之念。有些蚕商，不定自有桑园，购叶饲蚕，易多病害，损及蚕农。“蚕商”指制种者，“蚕农”系养蚕制丝者；我们是制种。庾村系山乡，有自然隔离，我们垦地植桑，土质虽差，而病害少。蚕与桑二项技术人手，舅之经验甚多，有时还可以请教舅母；事遂决定。由大纲向中蚕公司定购日本密集种桑秧。这种桑树干少而叶多，需耕地较少，一年后即可采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