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泰山：走向历史之巅

其实也怪不得玄宗会大力提拔张说，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有才。

张说开元九年年底回朝，第二年就在军事上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这两项改革最终都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三年上半年，又在文化建设、政治宣传方面开创了崭新局面，下半年，又对宰相制度进行了改革；第四年，又“首建封禅之议”，并且积极筹划，一手操办，终于在次年成功举行了泰山封禅。

在有唐一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张说的上述举措几乎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首倡和筹划下，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举行的泰山封禅，更是大唐全盛时代来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下面，就让我们近距离地看一看，作为一个文武兼济的全能型宰相，张说是如何从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帮玄宗打造一个巍巍煌煌的太平盛世的……

由于张说在边疆任职多年，对帝国的边防事务了如指掌，对其中存在的积弊更是洞若观火，所以他复相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对冗员充斥的边防部队实施了大规模裁员，让裁撤下来的这些人员全部返乡务农。

此次裁军人数说出来令人咋舌——足足有二十多万！

当时唐朝的边防军总数不过六十几万，这一裁等于裁掉了三分之一。乍一看，这对于一个边境线漫长、强敌环伺、边患频仍的帝国而言，实在是有点伤筋动骨的危险。自从高宗末年，武曌当政以来，帝国在军事上就频频失利，几乎同时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军事威胁。西线有吐蕃王国的强势崛起，北方有东突厥第二汗国的死灰复燃和急速扩张，东北有奚和契丹的叛乱，在西域又与西突厥反复争夺，连年征战……尽管到了开元时代，大唐帝国与各条战线上的对手们基本上都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强敌环伺、边患频仍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当张说向玄宗提出这项裁军建议的时候，玄宗心里顿时充满了疑虑。

二十多万？

一下子裁这么多人，是不是有点伤筋动骨了？

然而，在张说看来，这二十多万边防戍卒既非筋，也非骨，只能说是一堆可有可无的烂肉。

为什么这么说？

张说向玄宗道出了实情。他说：“陛下，臣久在疆场，十分清楚边防军的情况。那么多边防戍卒，其实并不都是在捍卫边疆的，而是将帅们用以自保的私人武装和任意驱使的工具罢了。而且，兵贵精不贵多，真的要御敌制胜，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与其白白浪费这些劳动力，妨碍农业生产，还不如让他们回家种田。陛下如果不放心，臣愿意以阖家一百多口人作担保！”（《旧唐书·张说传》）

玄宗经过慎重考虑，最后还是同意了张说的裁军计划。

就这样，张说这个“朝廷大手笔”振臂一挥，二十多万人就卸甲归田了。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二十多万青壮劳力返乡务农，无疑可以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所以，尽管裁军举措表面上是属于国防政策，但实际上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却是体现在经济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说新官上任烧的这第一把火，其实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开元时代的经济发展，影响殊为深远。

紧继裁军行动之后，张说在军事上推行的第二项根本性的改革就是——改“府兵制”为“募兵制”。

府兵制起源于西魏，完善于北周，是宇文泰创立的一项“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被隋、唐沿用，至玄宗开元年间，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七十余年。按府兵制规定，凡二十至六十岁的农民，平时在家务农，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奉调出征，每年还须轮番宿卫京师，并轮流到边疆镇戍。

显而易见，府兵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国家不用养兵，可以省却一大笔国防开支。但是，最大的弊端也在这里。按规定，府兵出征时的武器、装备、粮食、日常用品等等，一切均需自备。这固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可对于个人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为国家卖命打仗，还要花自己的钱，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

唐朝初年，国力强盛，社会稳定，制度比较健全，府兵虽然负担重，但他们可以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分配到足够的农田，本人还可免除租赋徭役，而且无论是出征还是宿卫，都有严格的制度保障，兵役一结束便可回家务农，因此经济相对比较优裕。然而，到了高宗末年和武曌时代，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很难分配到足额的田产，加之国家连年征战，府兵家属承担的租赋徭役日重，而府兵出征戍边的时间又严重逾期，往往是壮年应征而白首未归，导致家中田地经年抛荒，府兵及其家属普遍陷入贫困，甚至濒临破产边缘。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在役的府兵还是即将服役的适龄青年，要想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只有一个字——逃！

只有带上妻儿老小，逃离他们的户籍所在地，跑到别的地方垦殖开荒，他们才能活命。就算日子依然困窘，但至少不会战死，不会饿死，而且一家人还可以在一起，不用承受生离死别之痛。

从武周时代起，户口逃亡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府兵制渐趋衰败。及至玄宗开元初年，逃亡人口有增无减，府兵制更是名存实亡，根本抽调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宿卫京师。（《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说向玄宗提出了改革兵役制度的建议。他采取的办法是：面向全国的所有青壮年公开招募，不问背景，不问资历，不追查过去，并提供优厚待遇。张说相信，只要采取这种新的兵役制度，已经逃亡的府兵必定会争先恐后地前来应征。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九月，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开始实行募兵制。果然不出张说所料，短短旬日之间，朝廷便招募了足足十三万精兵。

至此，已经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实行了一百七十余年的府兵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被募兵制所取代。

“兵农之分，从此始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张说的这项改革，不仅使国家的兵源得以恢复，使军队实现了职业化，大幅提高了兵员的专业素质，而且彻底消除了老百姓的兵役负担，让大量的青壮劳力回到了田间地头，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经济繁荣。因此，此举跟裁军一样，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一项于国于民都有极大利益的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