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一个全能型宰相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张嘉贞继任宰相。就像前面两届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样，这次唱主角的人是张嘉贞；而源乾曜虽说是二次拜相，资格比张嘉贞老得多，但由于为人宽厚，所以还是像从前那样甘当配角，凡事皆推让之，不敢与其争权。

张嘉贞为人精明强干，早在武周时期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历任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史称其“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旧唐书·张嘉贞传》）。如果单纯从治理政务的能力来看，张嘉贞可以说是一个能臣，与姚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他却没有姚崇善变圆滑的一面，而是极为刚愎自用。拜相没多久，他就毫不避讳地提拔了几个朝臣作为心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尽管时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内，始终只有一个源乾曜给他当绿叶的话，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顺风顺水的。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个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从地方上飘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让张嘉贞颇有些懊恼的是——这个人的资历比源乾曜还要老，与前两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并且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绝不像源乾曜那样温良敦厚，唯唯诺诺，而是跟他张嘉贞一样精明自负，不肯让人。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张说。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数年前被玄宗罢黜的功臣，张说能够有机会回朝，并且还能官复宰相，委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当初那么多被罢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一个东山再起，梅开二度的。

那么，张说凭什么能梅开二度呢？

其实，只要细究玄宗此时的心态，张说的复相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此一时彼一时也。玄宗亲政之初，最大的担心是皇权受到功臣的威胁，所以必须把功臣们逐出权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现在，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轨，国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权更是稳如泰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篡位夺权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玄宗觉得某个昔日功臣的身上还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随着开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时至开元九年，一个太平治世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说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能臣贤相来奠定治世基业的话，那么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有一个文学宰相来替他粉饰太平，铺排盛世风光。

而张说，恰恰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因为在当时，张说是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被誉为“一代文宗”。

早在武周时期，张说的文才便深受武曌赏识，曾奉命参与大型古诗集《三教珠英》的编纂。当时参加编纂的还有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皆为一时才俊。睿宗时期，张说还曾供职东宫，担任李隆基的文学侍从，“深见亲敬”。后来张说拜相，又奉诏监修国史。即便是在被玄宗罢黜之后，在北方边境担任军职的那几年里，张说仍奉朝廷之命，“赍史本随军修撰”，也就是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始终兼着国史的编撰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由此可见，玄宗对他在文史方面的才能一直是深为倚重的。

史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旧唐书·张说传》）。可想而知，由这样一位政坛元老兼文章圣手来为玄宗描摹盛世画卷，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张说不仅是一代文宗，同时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而此时的大唐帝国通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国力已经日渐雄厚，所以当初姚崇“不幸边功”的建言也已被玄宗抛诸脑后，其开边拓土，炫耀武功的思想早已抬头。在此情况下，让文武兼资，熟悉军队和边防事务的张说复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于张说在军事上的才干和胆略，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

开元八年，张说担任天兵军节度使，驻扎在并州，与驻扎在朔方（今宁夏灵武市）的王晙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这个王晙，就是当初救了刘幽求一命的那个桂州都督，时任朔方军节度使）。由于地处胡汉交界地带，所以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都住着许多归降的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虽然已经降唐，表面上似乎没什么威胁，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有可能复叛，所以无论对张说还是对王晙来讲，这些突厥降众始终是他们眼皮底下的定时炸弹，一点也不让人省心。

这一年秋天，王晙就收到了一份情报，称他辖区内的突厥部落有可能与北方的突厥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朔方城。王晙当即奏报朝廷，准备设计除掉这颗定时炸弹。在得到朝廷的批准后，王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辖区内的各部落酋长出席，然后设置伏兵，在席上把他们全部砍杀，随后又率部血洗了这些部落的余众。

诱杀事件发生后，整个北方地区的突厥降众大为震恐，包括张说辖区内的拔曳固、同罗等部落也是人心惶惶，惟恐遭到唐军的屠杀。张说知道，如果不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必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于是他随即带上一支骑兵，直奔这两个部落而去。

他带了多少人？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二十个。

因为他不是去打仗的，所以人多不但没用，反而会坏事。

到达突厥人的营地后，张说就住在这些部落酋长的牙帐里面，跟他们同吃同睡，然后耐心讲解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让他们不必恐慌，安心过日子。

本来张说带着那么少人出去，留在并州看家的副使就担心得要死，如今听说他居然跟那些突厥人同寝共食，更是吓坏了，赶紧修书一封，命快马送到张说手上，告诉他胡人无信，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没想到张说给他的回信却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意思是：我的肉不是羊肉，不怕人吃；我的血不是马血，不怕人喝。何况大丈夫理应直面危难无惧死亡，今日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你不必再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