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9　虔诚的莫尼卡

直到近年来，大概是近十年，我才有勇气说我父亲当过党卫军。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敢说，总觉得别人如果知道了，就会不理我，不愿与我来往，我会受到排斥。我也是这样看我父亲的，作为一个受害者，他孤独，没有朋友，与世隔绝。我想到时我也得这样度过余生，因此我从不告诉任何人。

即使现在，谈起父亲的历史，我仍然感到不安。他过去是在前线作战的党卫军。我问自己，他难道不能做别的吗？哪怕是冲锋队的也好。这样事情可以好一点，冲锋队还不是那么坏。他为什么是在前线作战的党卫军呢？我从不想承认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理智上看问题一清二楚，但感情上不能接受理智上所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模棱两可。

我是1947年出生的，我还有个姐姐。大约一年前，姐姐突然宣布，她是一个刽子手的女儿。听到这话，我产生了一种畏缩感。我心想，不会的，我不喜欢那样，我也不想成为那样。但是姐姐恨父亲，她很早就开始了解过去。她说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刽子手的女儿这件事。

但是我不愿用非善即恶的观点看问题。我总想在人们身上既看到善也看到恶。我总是忙碌不堪，拼命从善中寻找埋藏的恶，从恶中寻找隐含的善。

我学的是心理学，毕业后在一个监狱找到一份工作，开展一项以其他方式代替惩罚的试验计划。我最感兴趣的是做那些麻木不仁的罪犯的工作。我和他们关系很好，一点不觉得害怕。我常常感到自己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境况。那些身材高大、强壮有力的男人，像是杀人犯一类的人，他们会变得很凶暴，砸了监禁室，而谁也不敢靠近他们。我是唯一有勇气走进监禁室与他们谈话的人。我从不害怕他们任何人，因为即使是最恶的人也有善的一面，而我就是去发现这善的一方面的人。在人们身上寻找善的一面，这种能力是我的力量。强者身上的弱点、恶人身上的美德、硬汉的软心肠，这一切吸引着我，而这也是我从父亲身上寻找的东西。

我不愿承认自己的父亲参与了所有那些罪行，但这却是事实。我还想通过我的工作向他说明，并非所有蹲监狱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想向他证明，也可能是向我自己证明，哪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我也能从他身上找到某些本质上善的东西。

但这一切都失败了。他拒绝听我试图对他说的一切，他嘴里总是老一套：他们就是杀人犯和罪犯，是不想劳动的懒鬼。这话听起来很可笑，但我还是想让他明白什么是罪犯。可是没有用。他不能容忍别人的罪行，根本看不到这些罪犯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当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罪犯。我始终想方设法向他证明，罪犯并非生来就是罪犯的。但这无济于事，因为他从不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自己。

我们从不谈他过去做过什么，每次总是沉默和回避。多年来，我一无所知，不像我姐姐，她发现了一切。有些话题简直就是禁区。我也不提问题。我听话，不讨论这些事，缄口不言。

这样一直到1960年我十三岁，父母告诉我，父亲过去当过党卫军。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用化名，这或许没有必要。他假装是母亲的哥哥。这事儿真荒唐，因为对姐姐也说他不是她父亲，是弗兰茨舅舅。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可家里的孩子只知道父亲打仗去了，仍可能从战场上回来，而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是舅舅。当然了，姐姐一直在等待父亲回家，每次有了争论，她总是说等爸爸回来再说。

今天看来，父亲的胆怯，几乎让人不可理解。一方面，我真的不知道他战时做了什么；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他说的他什么也没做。因为，如果真是那样，他战后为什么要躲藏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如此害怕，竟然假装是自己亲生孩子的舅舅？

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姐姐回来，对我说：“你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谁吗？是弗兰茨舅舅。”但我那时还太小，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我得知父亲当过党卫军那会儿，我是他的掌上明珠，我爱他，我简直不能相信人们对我说的关于他的事——说的一定是假话。

我得到的解释是这样的：党卫军是希特勒的精锐部队，总在他身边，为他而战，所以谈论这事很危险。

一切都得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军装藏在地下室，照片放进壁橱里。我们总是害怕他们会来把父亲抓走。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父亲怕什么，为什么害怕。

隐瞒、藏匿、退隐、从不出家门、从不与外人交谈，这一切都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从学校回家，父亲骑着自行车从旁经过。他超过我们时，叫了我一声。一个女孩问我他是谁，我说不知道。

我伤心极了。父亲躲躲藏藏，我也替他遮掩。他没有朋友，靠骑自行车打发日子。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对他感到愤怒起来。如今，我知道他始终是个纳粹分子，我不再看到他的两面，他只有那一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他的好斗和残酷。

他对我说过的，但我已经忘记或者当时压下的一些事情，现在不断浮现出来。比如，我有时笨手笨脚，他就叫我残废，或说我太懒，要是在希特勒时代，最后准会进劳动营。然后就是发怒、尖叫、大发雷霆。他从来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体贴的回答。我从没听他说过哪个人有什么优点。我也不记得他赞扬过什么，或说过什么东西美。

最近，也就是不太久以前，当他又对残疾人和另外一些不中用的人大发议论时，我说他憎恨整个人类。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没发火，而是惊讶地看着我，一言未发。从那以后，我很少和他讲话。我还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听他胡说八道了。一语中地——这是第一次，但用了我四十年时间！

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最伤脑筋的是，我真的根本不知道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每次我试着引他谈起，他总是回避我的问题。如果母亲在场，她就会制止我，并且问我为什么老问这些。

他只有在发怒时，才会露出一些真相。凡是关于第三帝国的电视纪录片、晚间新闻对纳粹的评论，都能使他大发雷霆。“一派胡言。”他会大叫。所有关于纳粹罪行的报告和报道都不过是连篇的谎言。有一次他在大发雷霆时，第一次提起他曾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外的职员宿舍住过。据他说，在那里工作的人吃的好，穿的好，都是从集中营来的。就他而言，这些足以证明关于集中营的所有报道都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