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4　努力反思的维尔纳（第2/3页）

他常对我讲监狱里的生活，讲严刑拷打和每天的处决，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共结识了三十七个狱友，其中有二十四人被处决。

我年龄越大，提的问题就越多。我不是仅仅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他说。有一次我自然而然地谈到父亲，我知道他们俩关系不好，父亲只是在祖父不在时才来看望他母亲。但那主要是父亲的原因，我从没听祖父说过一句批评父亲的话。恰恰相反，他平常总说像父亲这样能及时认识到自己与罪犯为伍的人极少，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这已毁了他，他今天成了一个绝望的人。

有关父亲的每件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听说的。他年轻时的热情，他对纳粹的狂热效忠，以及他对祖父的仇恨和轻蔑。

我十四岁那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和祖父坐着看报纸，他像往常一样谈着这个白痴、那个罪犯，以及另一个人危险的愚蠢行为——这都是他通常评论政客的话。我们又一次开始谈起父亲。祖父试着向我解释党卫军的作用，这时，祖母端着咖啡进来了。她把杯子放在桌上，由于手发抖而把杯子里的咖啡洒了一些，盘子里的小甜饼也有几块滑了出来。但这次，她没有回到安乐椅上坐下，而是继续站在我们面前，等着。祖父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搅着咖啡。

“说下去。”她说。祖父没说话。“你不能永远瞒着他。”祖父拿了几块小甜饼，塞进嘴里，又喝了一大口咖啡。

“如果你不说，那我来说。”祖母坚持着，仍然站在那里，祖父继续吃着小甜饼。

“就是你的父亲，”她说，“他告发了你祖父，所以他蹲了三年监狱。”

我什么也没听懂，不知谁告发了谁，为什么告发，为什么祖父因此要蹲监狱。我大概比和我同龄的孩子更了解纳粹，但我还是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那天下午是那么漫长。我直到很晚才回家。祖父告诉我，战时他在一个军需厂工作。他加入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组成的抵抗组织。他们试图破坏生产，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有关武器运输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同盟国。祖父说，他在那个团体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散发传单，晚上往墙上写反纳粹的标语，偶尔也送一些不知内容的信件。有一次，他把党卫军正在寻找的一位同志藏了起来。但是一些大事，他对我说，他都是在结束后才知道的。

有一次父亲回家休假，趁祖父不在家去看望他母亲，他在那里发现了反纳粹的传单。祖父总是马马虎虎，东西到处乱扔。他没有因为粗心大意而很快惹上麻烦简直是奇迹。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他母亲家里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祖父被捕了。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才对他母亲承认是他告发了祖父。

祖父对我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他很平静，没有仇恨，没有责备，也没有痛苦。祖母则激动得多，她不断插嘴说：“我的亲生儿子，谁能想到干出这种事。”然后他们俩几乎吵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争吵。但是祖父为父亲找借口。他尽量向我解释当时的情况，以及父亲的处境，他根本不听对父亲的批评。

我简直要垮了，一句话也没说。不知怎么，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一个人告发另一个人，而他们是一家人。那一天我发现很难正视祖父，好像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也有一份责任，替他坐在那里，充满耻辱和内疚。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当面问问父亲：“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是的，对我。从此以后，我和祖父在一起，再不会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我第一次感到父亲的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即使那时我还没有出世。为不是自己做的但恰恰是自己亲生父亲做的事感到内疚，对我是个意外的打击，而且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击中了我。

很久以后，我还从这件事中吸取了另一个教训。当然，我以前也知道在纳粹时期发生的事情，一家人互相告发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在此之前，那只是传说，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别人身上的事情。只有涉及到我的父亲和祖父，这才成了我个人的事。我再也没有出路，也无法逃到别人的故事里去，更不能只是对陌生人的暴行摇头了，我的亲生父亲突然之间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我告诉班里的同学这件事，以自己亲人的个人命运为例说明如何将理论变为现实。它使我认识到法西斯的陈腐，认识到一个既有纳粹又有共产党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是多么残酷和庸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告发自己的继父，自己亲生母亲的丈夫，而且心里明白他可能会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一个如此狂热的纳粹，竟然告发自己的家人。在那以后，他被派往一个集中营当军官，或许这还是对他背叛家庭的奖励，但他仅待了一天，就自愿上前线了。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完全靠运气活了下来。

当我终于以我所得知的一切面对父亲时，他用那双疲倦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起身离开房间，此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事。父亲根本没有能力谈论这事，因为他无话可说。他只会说几句关于天气和食物的话。每当谈话涉及到政治，他就住口，母亲也一样，她其实是个很爱说话的人。这是一面我无法打破的墙，也许我也不想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明白我不会太过分。他们俩显然商定对某些事缄口不语。即使父亲不在家时我问母亲，她也只会说：“没有用，维尔纳。饶了我们吧。如果你想逼他，他会变得更沉默。”于是我只好这样了。

高中毕业后，我继续学习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从祖父那里受的教育当然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六十年代的学潮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我参加了托派组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向一些无名的杂志投寄政治文章。我们决心使工人和革命学生实现历史性的联合。遗憾的是，我们想解放的受压迫的群众对此不感兴趣，我们去工厂时，他们还打我们。

我那时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从不批评我。只要有时间，我还是经常去看望祖父。他对我的政治活动不那么热情，而且说我应完成学业以后再去干革命，反过来不合适。

祖父越发年老体弱了。他看报已有困难，要等我来读给他听。但事实上，他自己不能看报并不妨碍他发表议论。

祖父是1975年去世的，他差不多九十岁了。几个月后，祖母也去世了。1976年我父亲去世。在一年时间里，我失去了三个亲人，只剩下母亲，她现在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