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4　努力反思的维尔纳（第3/3页）

我毕业后和乌尔莱克结了婚，并在法兰克福的大学里谋到了一个教职，我们和两个女儿住在那里。

我把全部精力用于教书，组织关于法西斯的研讨会，关于抵抗运动的讲座，到集中营去参观，等等。我什么事都尝试了。就连最近几年向右转的趋势也没有吓住我。在大学里，我们可以感到风向变了。没有人妨碍我们，没有人干涉我们的课程，但是当涉及到研究计划的资助时，显然可以看出哪些项目被认为值得，哪些被认为不值得。最使我烦恼的，是人们认为纳粹和共产党是一路货。在和同学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多么普遍。他们甚至证明共产党是凶手。我经常在我组织的研讨会上听到这种论调。如今二十岁的青年当然大都不是右翼分子，绝大多数也肯定不是新纳粹。但他们对于抵抗运动持怀疑态度。反抗国家似乎是卑鄙的、肮脏的，正派人不应做这种事。似乎今天的年轻人害怕有一天他们可能要保卫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我提出控告。他们不想听一个共产党人授课，他们觉得那不够客观。问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是共产党，他们说我总是强调共产党在抵抗纳粹运动中的作用。他们不愿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就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我们还讨论了那些被处决的抵抗战士，即五十年代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的抵抗战士，他们根本不管这些。

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想了解一切。他们课后找我，请我给他们推荐书籍。他们决心埋葬过去。他们给了我希望，使我想起我作为连接环节的作用。我有幸在幸存者中长大，这一殊荣迫使我将我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传下去。

回首往事，我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党卫军的儿子，我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罪行中起了直接的作用。直到很晚我父亲才脱离党卫军，自愿上前线。我认为这无法抵消他在此之前所做的事情。我一想起他曾告发自己的家人，仍会感到烦恼。

但无论如何，我们家人不同的命运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德国的特点。一个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另一个祖父成了共产党；父亲是党卫军军官，他告发了自己的继父；儿子认为共产党祖父是他的榜样，成了一名左派——历史变化无常，令人不可思议。

再说说女人。祖母曾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有二十间卧室、女仆、厨子和奶妈的地主生活，到只有三居室的左派工人的生活。母亲极其温柔，与其生活在一起的丈夫却是个绝望的人。

祖父从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对东方阵营的官僚们也没有用处，他一直是我的榜样和积极的德国人的典范，我特别强调“德国人”。我没有像我们这一代许多人那样，由于愤懑而与老一辈人产生隔膜。我爱那老人，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象征，证明“另一个”德国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