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2/5页）

许多老师认为自己属于潜在的“受害者”一类。因此，他们在描述纳粹时代的历史时，将它当作了对他们此时此地的潜在威胁。在这一场景中，学生如果不去谴责他们从纪录片上看到的东西，就成了潜在的“害人者”。所以教师断言，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同害人者为伍，而学生却有此可能。

阿道夫·穆斯克得出结论说：“教师希望学生不要质疑有关奥斯维辛的官方结论，而学生却认为，老师剥夺了他们行动的自由。”

学生认为，他们和老师有同样的权利，可以将自己看作是不曾参与的一代。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而且往往是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反对学校以纳粹罪行向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时常故意显示自己的冷漠、残酷，甚至去同情害人者。但他们的目标是刺激别人，而不是成为新纳粹主义。

《明镜周刊》的一位编辑将采访斯特凡妮的报道拿给他十八岁的儿子看。儿子的反应令他震惊。他说，班上有一半同学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德国，本书引起的反响大都集中在对斯特凡妮的采访上。在无数场合，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女们纷纷询问，他们做错了什么，以致青年人对纳粹时代如此宽容。考虑到今天的老师和教育家们，无不认为自己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情况就更加令人困惑。教师中的绝大多数，在动荡的六十年代，自身也是学生。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们坚信，不仅他们自己与前人有别，而且他们在实行教育时，也与前人有别。

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继续给青年人放映关于纳粹罪行的影片，督促他们阅读有关书籍，带领他们参观集中营，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应不应该仅仅把第三帝国的历史归结为屠杀无辜百姓的历史。一些人说，应当有勇气谈论那时的热情，谈论战争结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败而不是解放的所有那些人。

战争结束四十年来，教育家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成年的人们抱怨，他们年轻时，人们对纳粹时代几乎只字不提，而今天的青年人却抱怨，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不外乎他们曾经是、而且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遍布凶手和从犯的民族。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提到本书中安娜讲过的一段话：

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又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我们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

战后的两代老师和教育家否认一切共谋嫌疑和罪责。前一代人回避德国历史上的这一章，因为他们是在纳粹政权下长大的，他们将这些岁月简化为一堆日期和战事。后一代人将战争的恐怖作为他人罪责的证据，并用来表明自己的无辜，但这样做，却忽略了人们会担心或疑虑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可能积极参与了纳粹的罪行这一问题。战后的德国人不能指望从任何地方求得帮助。父母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不讲真话。老师们或者对此轻描淡写，或者苛责当时所有活着的人。而官方机构，本着它们惯常的客观和超然立场，声称调查一个家庭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出版后不久，我收到了大量措词几乎相同的信件。写信人三言两语，讲述了他们父母的历史，然后说父亲不久前死去，只知道他加入过党卫军，从没有问过他，但他们现在很想知道父亲究竟做过什么，他们希望了解德国是否保存了档案或有一个文献中心，可供他们查询父亲的更多情况。许多人极为担心，生怕自己的父亲不是他们通常自称的普通士兵。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那个时代的恐怖情景可能与他们的父亲有直接联系而极度焦虑，当然，他们希望得知父亲没有做任何事情，但他们仍然想要知道真相。

当然，也有其他声音。《明镜周刊》登载了大骂出版商和我本人的信件。还有意料之中的匿名信以及夜半打来的电话。但反面的回应毕竟不多，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批评性评论同样很少。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家小型日报否定了本书，理由是它的矛头指向了在这场集体罪行中没有责任的无辜青少年。

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遍反应是绝对积极的。大多数评论家似乎过于多虑或过于谨慎，不想暴露他们的真实情感。也有人沉默不语，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应。虽然奥地利过分积极地参与了党卫军指挥的集中营和其他灭绝中心的活动，但在奥地利，对本书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沉默。尽管本书引起了各地，尤其是欧洲的极大兴趣，并被翻译成几乎每一种欧洲文字，奥地利的新闻记者却始终不予理会。除了前面提到的在萨尔斯堡招致的批评，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提及本书。压迫机制至今在奥地利有效运转。在德国，各种讲座和讨论会邀请纷至沓来，令我穷于应付；而在奥地利，只安排了两次这类活动。两次都在格拉茨，第一次最多只有二十人参加；第二次定于同日下午在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与学生会面，只见到十来个人。即使是这些人，似乎也是偶然到场。我后来得知，各学校根本不耐烦公告这次活动。

在瓦尔德海姆事件中显露的心理状态，此时仍在起作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生活在这个国家，撰写它的历史乃至这段历史对当代问题和“新”奥地利人的影响，却遭到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的抵制，这真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德国的反应截然不同。在无数次会议上，我有机会与新老两代人的代表交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有足够的勇气，谈论他们的父母，谈论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谈论生活在可能身为杀人凶犯子女的恐惧之中意味着什么。本书的题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德国的战后一代，正在试图解决罪愆与责任问题。几十年来，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父母不认为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但他们，“无辜者”的子女，往往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明镜周刊》刊载了乔尔格·科珀写来的一封信。他今年十九岁，住在不伦瑞克。他在信中说：“我的祖父母是法西斯分子，我感到愧疚。我愧疚的是，在纳粹统治已经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如此嚣张。”

有人指责我不给德国新一代人以机会，还要他们对其父母的行为负责。我试图向我的批评者表明，本书的题名不是我的主意，它出于我的采访对象。不是我要给这一代人强加罪名，是他们自己感到有罪。那些坚称他们没有责任的人，其态度之激烈，足以证明罪责问题给他们带来了何等沉重的负担。无论他们接受还是抗辩，他们的父母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问题，都是战后一代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