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3/5页）

父母一代在纳粹时代之前和纳粹时代期间所受的教育和他们对权威的顺从，有助于解释他们与战后一代人之间的巨大区别。为了理解这些四十岁上下的人和他们的子女，让我们回忆一下他们的父母受到怎样的教育：

向这一代青年人（希特勒1938年说）讲授的一切，只应是如何像德国人一样思维，像德国人一样行动。这些十岁的男孩会进入我们的组织，四年后，他们又会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这里，他们会经历四年的锤炼。我们不会把他们交给旧阶级和争权夺利者，而会把他们立即带入党内，带入劳工阵线，带入冲锋队或党卫军，进入民族社会主义机动兵团……他们此后一生都不会离开我们。

元首这样来论述他对德国青年的教育方针：

我的教授法是严厉的。必须根除脆弱。在我的要塞中成长的青年人将令全世界恐惧。我要青年人野蛮、冷酷、崇拜权力、无所畏惧。青年人必须具备所有这些品质。他们必须能够忍受痛苦，不应有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温情，他们的眼睛里必须再次射出自由、威严的猛兽的目光。我希望我的青年人强健、英武。……这样，我将能够创造新的世界。

那些行凶作恶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成长的。如果已是成人，则被告知以此来教育他们的子女。此外，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在一本摘录了1938年到1945年间的日记的书籍中（1984年于德国出版），我们看到，人们不论其年龄或地位，都将战争的结局看作是灾难，而不是解放。对德国人来说，不管他们是儿童，是士兵，还是老年人，一个世界已经崩溃了。学校中的新老师，可能接受了新的教学大纲，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忠诚。他们回到自己家中，继续缅怀纳粹时代的理想，或至少是拒绝弃旧图新或承认错误。

总之，那些凶犯及其同路人的后代，不可能对他们的父母得出正确认识，我在德国的许多次讨论中，都曾听到男男女女一再谈到他们以父母为楷模的问题。而这样做的唯一途径是接受父母的现状，不去质询他们或怀疑他们。或者，只能等待时间起作用。许多人表示，父母的死亡使他们最终如释重负。他们一旦感到不必再去捍卫自己的父母，为他们辩护，便能够摆脱他们，而无须直接面对他们。疏离和防卫使生活乃至他们与父母的联系成为可能，伴随而来的，必然会是否认问题的存在。

一位四十岁的医生写信给我说，他一生都在试图与父母决裂，却始终不能如愿。他年轻时，偶然发现父亲曾是党卫军军官，直接参与过纳粹的罪行。他尝试就此询问父亲，父亲却反应激烈，否认了所有罪责，他于是不再坚持。是与父母决裂，还是干脆不闻不问，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他选择了后者。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根本无法抛弃父母，从此不理他们。两年前，他的父亲死了，现在，他与母亲的关系融洽多了，而且更诚实。如今，他们两人常常谈论起父亲，母亲谈起战争来，也更加直言不讳。

我收到的其他信件表明，父母的行为对其子女树立自我价值观的努力有巨大影响。为建立自尊，这些德国新人必须否定父母，与他们彻底决裂。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追随父母的足迹。两者之中的哪一个决定，都令人疑虑重重。前一个决定似乎不大公正，因为它意味着与父母作对，而后一个决定却原谅甚至认可了父辈的罪错。

另一种反应或可说成是“对敌意的失望”。许多人抱怨说，他们希望和解，却得不到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尊重和接受。他们说，战争结束以来，已经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然而还是不够。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才能求得最终的和解？甚至那些谴责纳粹罪行、对父母态度明朗的人，也辛酸不已，因为他们仍然受到排斥。他们不明白，和解只能是一种请求，受害者有权接受或拒绝。一旦人们没有感恩戴德地立即握住他们的手，他们就觉得受到了伤害。德国一家报纸的评论上有这样一段话：“多少年来，我们始终支持以色列，努力做经济赔偿，成千上万的旅游者访问了这个犹太人的国度。但事事似乎都落空了，人们对待我们德国人，就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德国人希望赎罪与忏悔有一个结局，渴望“终点时刻”，渴望顺顺当当地尽释前嫌，而在这些期待得不到回应时，往往就会愤愤不平。在我们的一次集会上，有位青年人说，她已经厌倦了出门旅行时老听人问起纳粹。她当年还没降生，而且憎恶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她，一个德国青年，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为她不时要为德国历史的那一章而听人指责。据知，这些讨论最后会充斥一种排犹情绪，人们会听到“犹太人的报复心理”一类话，这类话往往还伴随着批评今天的以色列，批评它在黎巴嫩的政策，批评犹太人在南非的行为。

人们对今日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当年的德国人做出了比较。人们说，我们现在明白了犹太人一样可能横行肆虐，做不公正的事情。他们面对受害者，不会永远心存歉疚，将自己当成恶人。许多德国青年人自认感到沮丧，因为不管做什么都不够，都没有用处。

许多采访对象都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一些犹太人认为，这个题目还是留待纳粹分子的后人来写为好。而其他人却相信，只有犹太人才能写好它，因为采访对象对别的人肯定会有不同反应。一些人惊奇的是，本书的写作竟用了这样长的时间，而且作者还是一个犹太人。在此期间，第三代人几乎已经成年，战后出生的一些人甚至成了祖父母。部分由于战后时期的压抑气氛，以至到目前，还没有人去写一写那些凶犯的子女，因此，我以不为旧日罪孽所苦的犹太人之身，探讨纳粹子女如何自处这一问题，也是事出有因。在一些讨论中，人们也曾问起，我是否对我的一些采访对象过于尖刻，因而妨碍了他们保持客观态度。

当然，对采访对象来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状态”，而由我这样一个犹太人来与纳粹子女交谈，也不是一种“正常状态”，但并不存在歪曲的问题，或真实性和坦率性的问题。许多有着同样历史的人告诉我，多少年来，他们感到难以向一个背景相同的人袒露内心，但他们可以想象与一个外人坦诚相见。这样，所谓犹太人不应关注这类问题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正如不是只有犹太人才能去写犹太人一样，也不能认为只有纳粹分子或他们的子女才能去写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