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2/5页）

1871年过了一半时，一位读过不少书的夏威夷人来到了隔离区，他建立了一个更加正规的政府机构。最初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绝不能把两位华人放逐到悬崖边上去，而是必须允许他们跟其他人住在一起。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多数麻风病人的热烈鼓掌，大家都认为，克拉沃这点可怜的人道关怀就是从满基拼死保护妻子不遭强奸犯侮辱的那个夜晚开始的。他们建起一家简单的医院，没有医生，只有患麻风病的护士。识字的女人还为在隔离区出生的孩子们办了一所学校。一个委员会恳求政府定期运送食品过来——按每周每人五磅鲜肉供应，再加上二十磅蔬菜或芋粉酱——有时候这些东西还真能运到。大家修了几座花园，建起水库。女人们都说：“克拉沃将成为一个有法律的地方。”

当然，麻风隔离区还是没有规划过的房屋，超过半数的病人还得年复一年地住在灌木丛下。没有床，只有一件换洗衣服。有些人没有等到麻风病发作就死去了，这也许是件幸事。然而就连形状最恐怖的、在地上爬行着的活尸都想要有个自己的家，一座茅草为顶的小棚子，在那里，他们仍然能保留着幻想，知道自己仍然属于人类。

到了1871年6月，玉珍搬到村里已经五个礼拜了，可她还是住在泥地里。她决定：“五洲他爹，我们得给自己盖一座房子！”她那簌簌发抖的丈夫的脚指头已经开始脱落，手指头也不怎么听使唤了，但是她说服了他，由他来干活。为了让他把精力集中在以后的事情上，玉珍跟他商量盖房子的每一个步骤。玉珍天天跋涉到一座倒塌了的夏威夷住房那里——建于一百年前——拖回沉重的石块，用胳膊抱着，满基来决定它们放在什么位置。最后，一堵墙建了起来，在克拉沃的暴风季节，两个冻得簌簌发抖的华人至少可以不受呼啸而过的寒风的侵扰了。

接着，玉珍找来房梁，还有几根建造屋顶必须要用的横梁。这项工程十分艰巨，因为火奴鲁鲁政府一直忘记给麻风病人运送宝贵的木材。那些木头得从遥远的俄勒冈州进口。本州领导人都是务实的基督徒，他们的良心也常为麻风病人滴血，然而他们本能地觉得：“那些得了伯爷麦病的人早晚会死，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浪费金钱呢？”于是，为了获得宝贵的木材，玉珍让丈夫成天待在海岸上，让他守株待兔地等着海上漂来的浮木，并盼着能赶在别人前面抢先抓住那木材。

有一次，他骄傲地拐着腿回了家，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料。于是屋顶的房梁终于安了上去。现在，两个华人躺在尚未完工的自家房屋里，看着那象征希望的房梁，心里想着：“很快，雨水就漏不进来了。”

丈夫守在海岸边时，玉珍便试着爬麻风隔离岛周边的矮山崖。过了一阵之后，她变得像山羊一样灵活敏捷，从一块岩石蹦到另一块，去找能用来做房梁的小树。但山羊盘踞在这些山崖上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这个曾经是森林的地方如今很少有树木能够成活。只要这身手矫健的中国女人发现了一棵幸存的树苗，她便爬上去，仿佛在跟山羊争夺什么宝贝似的。

那些日子里，夫妇俩一会儿兴奋，一会儿绝望。看到满基对生活重新焕发了兴趣当然很好，当她把一根长在高高悬崖上的小树连根拔起时，玉珍也常常感到一种人生的骄傲。但到了下午，夫妇两人采了皮里草，为未来的房顶编织房板的时候，满基却常常会突然怒不可遏，他常喊：“我们编好这些草席，但是我们找不到房梁把它们铺上去。”那些日子，火奴鲁鲁国王的传教士顾问曾说：“我们决不能把钱财浪费在克拉沃。”

有一天，来自遥远海岸的一整块木板被冲到了岸上，如果经过仔细切割，它的大小足以为整面房顶做房梁，满基想到他可以把这块木板留着自己用，但是一个叫作帕拉尼的双腿还完好的大个子男人冲了下来，抓住了它。于是华人就只好仍旧睡在没有铺上草席的房顶架子底下，雨水夜复一夜地淌下来。他们比很多人已经幸运得多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至少还有面墙来挡风，还有坚固的房梁来做屋顶，他们还有编好的皮里草席，只等着就位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享有一种原始的、精神上的宁静。满基坐在海边的岩石上，等着浮木到来。他常常朝着悬崖望去，妻子在那里一步一个脚印，冒着生命危险日复一日地寻找木材。满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可玉珍开始觉出她的丈夫再也不会从内心对她客家人的力量感到羞耻了。有一次，他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看着你往高高的岩石上爬，可我自己不敢爬上去。”这给了玉珍极大的安慰。

当初，两个华人完全是被驱逐在外的人，就连麻风病聚居地也不要他们。他们两人之间有了一种牢固的忠诚，除了一个人与另一人并肩战斗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希望，所以他们是被绝对的绝望连接在一起的。

而现在，他们被纳入了整个聚居区。人们把他们当作谨慎忠诚的人，可以自由地交往。现在，他们可以争论房子应该怎么建造。满基的耐心常常被固执的客家妻子用光，他会气愤地跺脚，用没了趾头的脚一瘸一拐地来到海滩上，坐在临死的夏威夷男人身边，跟他们说说心里话：“男人理解不了女人。”身患绝症的男人便开始回忆自己栽在女人手里的往事。这一天快过完的时候，他会瘸着腿回到家里等着玉珍。满基听到玉珍进门的时候，他的心是快活的。

有一回，两人和好的时候，满基坦白地说：“如果你不是我的柯苦艾，我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他的眼神里没有本地人或者客家人那种优越感，他透过热带的暮色看着妻子说：“惠普尔医生说得没错。男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挑战。今天，委员会让我负责分配食物，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个诚实的男人。其实，”他自豪地说，“我本人就是委员会的一员。”

他们为一件事揪着心：我们的宝宝怎样了？他们盘问“吉拉奥依”号的水手，然而一无所获。有些人模模糊糊地记得，孩子交给了火奴鲁鲁码头上的一个男人，好像是个华人，可那人也记不真切了。惠普尔医生去世了，玉珍没法找人询问。

两个华人默默地焦急等待了好几个月，到他们终于急不可耐的时候，一个新来的麻风病人说：“我认识基莫和阿皮科拉，他们是采念珠藤的，但他们只有四个伯爷孩子。”夫妇俩心急如焚，但玉珍总是念叨着：“不管那孩子在哪儿，总比在这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