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The Memory of the Offense 罪之记忆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法官们非常了解这一点：几乎从没有同一件事的两个目击证人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同样的证言，即使这事儿刚刚发生，即使证人中没有人蓄意歪曲真相。只有当我们知道记忆究竟使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符号、怎样的“笔”记录在怎样的“纸”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记忆为什么不可靠。但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不仅是脑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特定的练习（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重新唤醒记忆）可以保持记忆的深刻和活跃。这就像经常锻炼能保持肌肉有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地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具备了能扭曲或抹掉记忆的所有因素：受伤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在这儿，结合其他现象，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看似荒谬的类比——受害者与迫害者。我们迫切需要说明的是：两者都处于相同的困境中。但是，正是迫害者，他准备并实施了相应的伤害，要是他因此遭受煎熬，应该说他罪有应得。如果说受害者应该遭受同样的折磨，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确饱受折磨，甚至几十年的时光都难以抚平他的伤口。可悲的是，这一切再次成为必然遵循的规律：记忆的伤口无法愈合，它在时光中延续。复仇女神——我们被迫相信她们的存在——她们不仅拷打施暴者（如果她们真的拷打他，运用或不运用人间的刑罚），也让施暴者的暴行趋于永远——因为她们让受害者无法归于平静。当我们读到简·埃默里（Jean Améry）留给我们的文字时，我们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这位奥地利哲学家因参加比利时抵抗运动而遭受盖世太保的折磨。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永远无法摆脱屠杀的憎恶感。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

对他来说，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埃默里，于1978年自杀（我会在第六章再次提到他）。

我们并不希望鼓励混淆、无聊的弗洛伊德学说、病态或者纵容。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们不能互换。前者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话，理解），而后者则会受到同情和帮助。但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曾经历了卑下且无法更改的暴行。他们需要庇护，需要保护，需要本能地搜寻，并非全部，是大部分——而且需要经常如此，直到他们的一生。

到现在为止，我们掌握了施暴者的大量供词、证言和自白（我不单指德国纳粹党徒，而是所有服从法西斯主义而犯下多种恐怖罪行的人们）：有些来自法庭，有些来自采访，有些仍然包括在书籍和回忆录中。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对于目睹事实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们充分与受害者的陈述一致，鲜有冲突之处，随着法庭的判决，便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对这两个问题（或者其他类似问题）的回答非常相似，尽管被询问人秉性各异，如野心勃勃、非常聪明的专业人士施佩尔（Speer）；冷酷而狂热的纳粹党徒艾希曼（Eichman）；目光短浅的公职官员，如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斯坦格尔（Stangl）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霍斯（Höss）；愚钝的畜生，像博格（Boger）和卡度克（Kaduk），酷刑的发明者。每个人的表达各不相同，带着多多少少的傲慢，取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背景，但他们的回答最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我的上级）比我做得更糟；我成长所接受的观点，生活的环境，让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就算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甚至做得更糟。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说谎，他们看不到这些借口在他们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死亡面前是多么苍白，他们不会相信人们能相信他们。他们故意说谎——他们是奸诈之徒。

在此，任何对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经验的人都知道，奸诈和诚信的区别（“对比”，语言学家会说）带着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意味。而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纳粹党人，奸诈与诚信之间的界线更趋于模糊。我们可以假设，在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即使这极少数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让他们不安或紧张，便会很快失去这份清醒。在这样的条件下，的确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开始时，这种记忆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根据一个虚构的脚本，凭空捏造。尽管扭曲了事实，但真实的记忆比它更痛苦。他们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断重复虚构的记忆，真与伪的边界渐渐模糊。最终，他们完全相信了自己讲述了无数次，并将继续讲述的故事，修饰和润色其中的各处细节——那些不可信的细节，那些与历史公认事件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细节——最初的捏造转变为笃信。从凭空虚构到自我欺骗，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有用的——任何坚信自己谎言的人的日子都要好过得多。他的故事讲述越逼真，就越容易取信于法官、历史学者、读者，或他的妻子和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