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
要把这个装置[核弹]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本主义者头上。
——赫鲁晓夫致苏联核设计人员，1961年7月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了一颗运行轨道经过北美上空的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这是一颗没有危险的、用于和平用途的卫星，但美国分析家还是认为，同样的导弹可以携带数百万吨级的核弹。这些专家几乎立即就发出警告，说这种“在导弹上的差距”最后有可能使苏联能够以突然进攻的方式摧毁美国的战略力量。这勾起了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的黑色记忆，让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在美国各地，中产阶级家庭都在省钱建造防核辐射的掩体。儿童们要参加可怕的民防演习，学习怎样在核爆炸中用桌子保护自己。我的一位朋友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长大的。他回忆说，有一次演习，他还朝曼哈顿方向看了看，看看帝国大厦是否还在那儿。
实际上，害怕受到核攻击的应该是苏联人。当时的战略军事力量对比对美国极为有利。斯蒂芬·扎洛加（Steven Zaloga）写道，苏联的战略防御力量“耗资巨大，但技术上不可靠，肯定要提前报废”。要是美国人率先发动打击，苏联人就没有可用来反击的战略核力量。同时，美国依靠的是“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战略。为了防止苏联人占领西欧，美国人计划用核武器对付苏联。五角大楼不仅在美国本土，还在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些盟国的领土上建立了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基地。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苏联对热核革命以及与美国的核武竞赛的反应所知甚少。有些学者认为，核武器方面的因素迫使莫斯科在冷战中采取了更加负责、更加谨慎的行为。实际上恰恰相反。美国人采取的遏制战略和他们拥有的战略优势，让苏联人在抵抗和无条件投降之间别无选择。反复无常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抵抗。他决定打出核边缘政策（brinkmanship）这张牌，也就是在国际危机中最后用核导弹说话，来压过美国人的核优势。他的选择把苏联拖进了整个冷战中最危险的冒险活动。
核弹与教条
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热核革命才刚刚开始。到1953年，苏联已经制造出几个型号的原子武器、中程导弹、反导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和核潜艇。但事实证明，它仅仅是提升苏联战略核力量的第一个阶段。苏联核工程的老兵维克托·阿达姆斯基（Viktor Adamsky）回忆说，“1953-1962年这几年，热核武器的发展成果是最多的”。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政治局对原子弹计划的讨论，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有关美苏核试验的情况，一向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包括拉夫连季·贝利亚、国防部部长贝尔加宁和军队高层。后来就有消息说，即将进行核裂变炸弹的大型试验。那是由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维塔利·金兹堡（Vitali Ginzburg）在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的秘密实验室里设计的。1953年7月，核工程的副主管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向出席苏共全会的代表们报告说：“美国人按照杜鲁门的命令开始研制氢弹。我们人民和我们国家也不差。氢弹的威力要超过普通原子弹几十倍，它的爆炸——现在正在准备中——将意味着结束美国人的第二项垄断。那将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
苏联的首次氢弹试验是在1953年8月12日，这给了苏联各位领导人以巨大的信心。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一度误以为苏联在核竞赛中变成了领先者。赫鲁晓夫在回忆自己当时的热情时说：“其他任何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这样的炸弹。这令我激动不已。我们倾尽全力，确保萨哈罗夫计划的迅速实现。”安德烈·萨哈罗夫马上就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宠儿。据一份由部长会议主席团在1953年11月20日批准的计划，已升级到一两百万吨级TNT当量的萨哈罗夫炸弹将搭载到一种巨型的洲际导弹上。该导弹的设计交给了斯大林建立的另一个大型军工综合体。洲际导弹的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保证，到1957年底进行最后试验。
热核权力立即成为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目标。在贝利亚这位斯大林时代的“原子弹沙皇”被捕之后，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声称，他企图利用核试验的成功来获得权力。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核计划显然太重要了，不能让它成为任何政治家个人的禁脔。贝利亚被捕后，负责核计划的主要机构，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和第一总局，立即合并为中型机器制造部，并由二战时负责坦克生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担任部长。尽管他与马林科夫的关系很近，但他并不是主席团的成员。围绕原子弹的政治纷争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此期间，美国打消了莫斯科自以为在热核武器的研发上已经占据优势的想法。1954年1～2月，国务卿杜勒斯“大规模反击”的论调叫得最响。3月1日，美国开始了一连串新的核试验，试爆了一颗150万吨级TNT当量的氢弹，其爆炸威力比科学家预想的还要大三倍。爆炸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了巨大的云团，覆盖面积达7000平方英里。日本的一艘拖网渔船因此而受到辐射，这引发了全球性的强烈抗议，要求禁止继续进行类似的试验。在3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承认：一颗超级炸弹可以摧毁整整一个大都会区；热核战争可能危及人类的文明。早在三个月前，即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向联合国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议，目的是消除人们认为美国准备发动热核战争的想法。该建议要求，要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共同努力，以帮助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不过，从美国随后的试验来看，该建议言不由衷，它不过是想用来遮掩自己暴露出的核优势的无花果树的叶子而已。
苏联核武器设计人员意识到，在制造数百万吨级TNT当量的武器方面，美国人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萨哈罗夫的炸弹还无法产生那么大的威力。于是，伊戈尔·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和其他核物理学家就对萨哈罗夫的设计失去了兴趣，并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和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us Ulam）于1951年1月在美国提出的辐射内爆压缩原理。大约在同时，原子能部部长马雷舍夫要求库尔恰托夫草拟一份对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回应。苏联科学家借此机会让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注意到了有关热核革命的惊人事实。结果，一篇题为“原子战争的威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提议”的文章，在1954年4月1日交给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基于对热核反应的利用，现代的原子能实践，”物理学家们写道，“可以无限增加炸弹中实际蕴藏的爆炸能。这种武器实际上防不胜防，因此，大规模使用原子武器显然会造成参战各国的彻底毁灭。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可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威胁。”作者们建议揭露艾森豪威尔提议的两面性，并将热核战争的危险性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