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苏联的生活方式可能会给它自己树敌。

它产生并教育了自己的对手。

——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日记

1958年10月

古巴导弹危机这幕大戏开演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界几乎都没去注意它。1962年11月初，知识界人士和无数的苏联读者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一本厚厚的文学刊物，那上面刚刚发表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讲述的是一位俄罗斯农民在斯大林集中营的遭遇。在冷战的第二个十年，苏联国内战线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及公共舆论和集体认同方面，都开始有了重大的变化。

冷战并不只是大国间的又一次对抗，它还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经济规划之间的碰撞，是文化及意识形态之战。就其本身而言，大卫·考特（David Caute）认为，塑造了冷战的是，“为人们所共享、同时也饱受质疑的欧洲启蒙运动的遗产；尤其是在全球来势迅猛的印刷品、电影、无线电和电视——当然也不能忘了数量猛增的大众剧院和音乐厅，特别是在苏联”。

最近的研究认为，当时，正如美国文化及社会的现代化开始影响其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一样，全球对抗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联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新”对外政策和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谴责，正发生在苏联社会迅速现代化之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现代化还只限于精英分子的小集团和军工企业，而在他去世之后，已发展成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与美国竞争的需要，迫使苏联领导层不仅要促进科学技术，还要发展高等教育，并给予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精英更多的自由和权力。1928～1960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12倍，达24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的数量也从23.3万增加到350万。后斯大林时代的统治者们想要证明：苏联模式能够造就一个幸福的社会，拥有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有创造力的人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大幅削减劳动时间和税收；他们增加了对公共住房、教育、群众文化及卫生系统的投入。他们还着手进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导向的工业建设，而这些在斯大林时代都是被忽视或取消的。按照俄罗斯历史学家伊莲娜·祖博科娃的说法，“当时政府的政策似乎真的开始面向人民了”。到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提升了苏联人民，尤其是专业人员和学生即数量不断增加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对于未来的信心。

赫鲁晓夫发动的文化“解冻”和去斯大林化，也对苏联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它们绝不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义文化的千篇一律的阴郁色调也开始消退。苏联公民不再那么害怕政治镇压了，他们中不同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对国家的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的消极抵抗增加了，相对来说摆脱了国家宣传的思想“绿洲”也开始变多了。这些新的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密切关注。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最近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引发了异见运动，而异见运动反过来又与中欧的各种社会运动一起，开始对苏联政权的根基发起了挑战。结果，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一种较为保守的、以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为取向的外交策略。苏里的观点夸大了异见运动的影响而忽视了苏联缓和政策背后其他的重要动机，不过，就把长期以来不相连贯的各段历史联系起来而言，它仍然是一次有益的初步尝试。

在本章，我要说的是，“解冻”以及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对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并没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与冷战的结局却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苏联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当中造成了深刻的分裂，标志着苏联社会完全孤立于西方之外的状态的终结。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削弱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分析苏联官僚系统各个特定的群体（军队、秘密警察和党的精英），以及工人、各民族和战争老兵等当中发生的变化，并不在本书的范围。在这里，要关注的焦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并于三十年后——即冷战的最后阶段进入政治、文化生活核心的精英集团与网络。这些自称“六十年代人”的精英，是莫斯科和其他大的中心城市的“开明”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他们锐意改革，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自由。他们的共同努力将为1985～1989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国际行为的突然转向提供绝对必要的背景。

“解冻”

斯大林政权影响了苏联知识生活和大众文化几十年。在恐怖时期，甚至是在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终结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及大众文化的许多成分还依然存在，并继续影响着当今的俄罗斯人民。从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就试图在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和群众当中逐步灌输这样一些观念：为成为一个强国而服务；警惕内部的敌人；做好与外部敌人开战的准备。斯大林准备与美国摊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苏联宣传及文化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官方的宣传本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精神，宣扬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思想。

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斯大林扮演了苏联文化最高编辑的角色，他使用着用以界定集体身份、价值观和信念的官方话语。除了纳粹德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其他哪个政权的政治领导人对文化宣传如此关注，而且投入如此之大。许多文化设施，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剧院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一流的博物馆，都得益于国家的慷慨支持。斯大林培养了一批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精英，特别是作家——他把他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1934年之后，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实际上也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分子，都变成了特权阶层。有地位的作家可以成百万册地出版自己的书籍，而享有特权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则靠国家的订单发财。俄罗斯文化史家玛丽亚·塞辛娜（Maria Zezina）说，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真心拥护苏联政权，没有人想要反对它”。

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人士沦为清洗的对象，并在古拉格关了数十年。文学艺术的衰落尤其突出，因为自鸣得意的因循守旧、矫揉造作和平庸低俗取代了在20世纪20年代推崇的才华、多样性和先锋派实验。文化先锋派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和“反民族的”而遭到禁止。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官方在1946年推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该理论对于按照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药方制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一个与苏联现实格格不入的、充斥着“弥天大谎”的世界，可谓功不可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还嵌入到文化生产的所有机制，包括“创作协会”和集体自我审查的层级制。文化领域的权势人物暗中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为了争夺资源和特权而钩心斗角。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便是苏联“文化产出”的迅速下滑——不仅在数量上，最终也是在质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