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2/18页）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而在那里，他再一次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的兴奋和愉快。他游览华盛顿，盘桓于戴维营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的尼克松的家中。他还开着美国车高速行驶，身旁坐着吓坏了的尼克松；他拥抱好莱坞明星查克·康纳斯（Chuck Connors），还像儿童一样摆弄六发的玩具左轮手枪和总统送给他的牛仔腰带。但实际上，此次访问的成果非常有限。在经贸合作上依然没有任何突破。不过，在6月22日纳粹入侵苏联的周年纪念日，当他和尼克松签订防止核战争的双边协议的时候，他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于总书记而言，这份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是朝着实现他父亲愿望的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却不这样看。他们后来都声称，苏联那样做是为了离间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坚称，他第一个察觉到勃列日涅夫的倡议是“苏联人的花招，居心叵测，是想诱使我们同意放弃使用核武器，因为不管怎么说，保卫自由世界要靠这些核武器”。基辛格甚至写道，这是苏联人耍的阴招，是为了给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找理由。实际上，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至于它对北约盟友的“分离”作用，他们并没有太过担心，甚至也没有跟西欧人协商。而且在当时，中国人率先发动核战争的能力与苏联人的一样，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在勃列日涅夫的意图与其美国伙伴对于它们的感知（或至少是对它们的描述）之间的这种隔阂，反映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信任的限度。实际上，双方都把缓和视为管制下的竞争，是对冷战的延续，只不过手段没有那么危险而已。雷蒙德·加特霍夫既是缓和的参与者，也是缓和方面的学者。他说，只要有可能，双方都想取得对于对方的单方面优势。当勃列日涅夫欢庆苏联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的时候，尼克松也正穿梭于苏联的周边国家：访问伊朗，想把伊朗国王变成美国在波斯湾的总督；访问波兰，在华约组织中重新燃起反苏的希望。

确保美国的政治家和苏联的统治者继续站在“以实力促和谈”这一熟悉的立场上的，与其说是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的政治状况、意识形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签订之后，尼克松力主增加战略武器。当勃列日涅夫在西德的时候，他甚至拒绝讨论苏联即将部署的全新的“先驱者”中程导弹，也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SS-20。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是听从了得到葛罗米柯支持的我们军方领导层的建议，尤其是乌斯季诺夫”。军方对于这些可移动的、高精度的新型导弹非常自豪，并视之为对苏联四周北约基地的期待已久的回击。

在这种情况下，苏美缓和的唯一希望在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两人是否把缓和视为他们共同的事业，从而舍得在上面投入时间和政治资本。尼克松和基辛格之于缓和的确有个人的利害关系，所以才一意撇开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所有其他本来也可能因此而获得荣誉的人。尽管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缓和仍然只是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在1972年11月之前，尼克松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并赢得连任。基辛格玩的游戏更复杂，它把中国和中东都卷了进去。而且从一开始，美国国内强烈抵制缓和的可能性就远远高于西方其他任何国家。尼克松起初还能够控制住保守的右翼势力，但水门丑闻很快就将削弱这种控制，并让尼克松的无数自由派敌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抨击缓和以及这位总统的其他所作所为。

勃列日涅夫考虑的明显不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开明”官员，在其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一生的事业主要就是这项和平主张。他想以此让人民记住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总是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新“朋友”勃兰特和尼克松，并不顾国内反对派的抨击而力主缓和。总书记甚至考虑在三位领导人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同盟。1972年9月，他鼓动基辛格设法帮助勃兰特连任：“你我双方都希望看到[赢得大选]。”基辛格推托说，如果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同盟赢了，尼克松政府会“对他们施展我们的影响，不要改变政策”。

犹太移民问题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考验，能够看出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其国内博弈中提供支持。自1971年以来，由于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苏联规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额并不算太多。在莫斯科峰会以及通过秘密渠道与基辛格谈判之后，苏联领导层同意增加可以申请“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限额。在1945年至1968年这段时间，只有8300名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从1969年到1972年，犹太人年均移民的数量从2673增长到29821，而且还在快速增长。要允许这么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勃列日涅夫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政治资本，因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移居国外等同于对苏联这个“祖国”的背叛。此外，许多苏联官员都抱有反犹的偏见，对于让犹太人就这么轻易地移民很不满。1972年8月，苏联当局颁布了一条特别政令，要求凡是申请移民的犹太人，要想得到离境许可，首先必须“补偿”国家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费用。这项“用犹太人换现金”的计划，对于苏联寻求缓和这一目标来说，很快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借此大肆抨击苏联的反犹主义，同时也对美国的反犹主义旁敲侧击。美国媒体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对向苏联犹太人征收“退出税”的运动；而在美国国会，还形成了一个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反对与苏联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揽子协议。一个野心勃勃想成为总统的政治家、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Henry M. Jackson）提出，美苏贸易法案的通过要以“苏联犹太人的自由”为前提。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 Vanik）在众议院对这一修正案表示附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意味着美国国会的风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手里拿走了他们可以给勃列日涅夫提供的大部分实实在在的“胡萝卜”：给予苏联非歧视性的贸易地位和为美国的对苏出口提供国家信贷支持。这一运动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的支持是多么表面化和脆弱。它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