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第4/7页）

在乘坐飞机回国时，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他的顾问，一边吃午饭，一边分享他此次西班牙和法国之行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构想。西方领导人对苏联的未来表现出的担忧让他欣慰和感动。戈尔巴乔夫说，上策就是支持叶利钦推动经济改革，同时推动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在飞机上，唯一对成功报以悲观态度的人是戈尔巴乔夫夫人，”帕拉日琴科后来写道，“尽管她说得不多，可是她深切的担忧显而易见。”[18]

就像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回到莫斯科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他从马德里回来的时候，面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又一次被改变了，改变者正是叶利钦。叶利钦决定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而这一切恰好是戈尔巴乔夫之前一直不想做、现在也没有时间去做的事，但叶利钦的所作所为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这些天可以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大日子，”从马德里返回的途中，切尔尼亚耶夫在他日记里这样写道，“毫无疑问，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上的发言是一个重大突破，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不同以往的社会将要形成。”

叶利钦迫切想让大家知道，他在俄罗斯议会演讲中所提及的内容是他确实要做的事。俄罗斯削减了苏联各个主要部门的经费。大学教授发不出工资，学生没有奖学金。切尔尼亚耶夫估计到11月中旬，仅在莫斯科就有5万部委人员失业。因为俄罗斯撤走资金，苏联的金库早已空空如也，所以他和总统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第一次领不到工资了。食品短缺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写照。戈尔巴乔夫从马德里返回后重新焕发出力量，他感觉自己还有机会夺回曾经丢失的政治地盘。11月4日，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都出席的国务院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抨击叶利钦，指责他实施改革的计划不够缜密。[19]

“回顾已经发生的一切，”戈尔巴乔夫说道，他指的是叶利钦价格自由化改革引起的消费者恐慌，“通常来说，在莫斯科每天要售出1800吨面包，但是昨天，已经达到2800吨了！人们疯狂地抢购货物，商家开始囤积。市场被甩到了一边：商家坐等涨价。”戈尔巴乔在叶利钦走进屋子之前就开始了抨击，叶利钦迟到了，但在叶利钦到达会场之后，戈尔巴乔夫仍然继续批判。“这就是延误时机所要承受的代价。”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出现后公开说。“那些绕桌而坐的人相互窃笑，”潘金回忆说，“角色逆转了，现在轮到戈尔巴乔夫斥责叶利钦浪费时间。”[20]

戈尔巴乔夫借助他在马德里所恢复的世界领导人的光环提出了他的主要目标，即维持苏联。“西方害怕苏联解体，”他告诉共和国领导人，“我向你们保证这就是我在马德里所有谈话的主题，他们不能理解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正当我们终于走上民主之路、清除集权主义的残余时……他们说苏联必须作为国际体系的支柱之一而存在下去。”叶利钦无动于衷。他要求与会者坚持原来的议程，以此破坏戈尔巴乔夫想就联盟协议的签署重新展开讨论的企图，因为议程里并不包括这一项。但是俄罗斯总统基本上对联盟的设想并无敌意，他甚至表示支持继续维持联合武装。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格拉乔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叶利钦没有摧毁苏联的直接计划。[2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扮演起了自己的传统角色——保护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免受俄罗斯政府的“暴政”。他对叶利钦的攻击步步紧逼，愈演愈烈。叶利钦对待车臣共和国的态度就受到了质疑。11月9日星期六，正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假期中的一天，切尔尼亚耶夫发现他的老板在办公室打电话。戈尔巴乔夫对切尔尼亚耶夫说：“他（叶利钦）在干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他这么做，成百上千的人会被杀害。”

前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宣布俄罗斯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车臣进入紧急状态。车臣曾是俄联邦境内的自治共和国，不久前刚刚宣布独立。现在戈尔巴乔夫正在和他的安全部长们进行磋商，试图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戈尔巴乔夫继续对切尔尼亚耶夫说：“我听说，他（叶利钦）派到那里的人拒绝执行任务。议会同样如此，所有的派系和团体正在展开讨论，争论不休。他们现在团结一致对付‘俄罗斯人’了。军队逼近时，造反派已经组织了妇女和小孩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蠢货！”最后一个词是献给叶利钦和他的团队的。[22]

俄罗斯与车臣冲突于1991年11月突然爆发，紧接着席卷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其根源要回溯至19世纪，俄罗斯征服了这片土地。二战期间，斯大林要求所有车臣人重新定居在哈萨克斯坦，以惩罚他们的不忠。赫鲁晓夫允许车臣人和英古什人（另一类北高加索人，与车臣人有着相同的流放经历，都想要建立自治共和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返回北高加索。30年后，“新思维”和“政治公开性”改革的实施使车臣人有机会寻求自身身份，谋求主权和独立。从这个层面上讲，他们与苏联其他民族并无差异。[23]

1991年6月，叶利钦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获胜后，于1990年秋季成立的具有独立倾向的组织——车臣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车臣共和国与印古什共和国分离。一位47岁名为焦哈尔·杜达耶夫的将军成为车臣领导人。一个月前他辞去了驻爱沙尼亚的苏联战略轰炸机编队总指挥的职位，因为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波罗的海共和国追求主权与独立的运动，杜达耶夫希望他的家乡也能如此。他们的人口比爱沙尼亚共和国仅仅少一点，根据苏联的人口普查，在爱沙尼亚和车臣，各有近100万和近75万的本族人，俄罗斯和其他的斯拉夫人在爱沙尼亚占四分之一，在车臣则是三分之一。但是爱沙尼亚和车臣又是如此不同，前者有苏联共和国的身份，其争取独立的权利获得了布什和叶利钦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后者的共和国地位是自称的，不被任何人承认，更别提独立了。[24]

在8月政变中，杜达耶夫支持俄罗斯总统。“我们控制着局势，组织武装团体，限制内务部和克格勃发挥作用，然后接管了部队、通信和铁路枢纽。”杜达耶夫回忆起当时他发给叶利钦报告中的大致内容。莫斯科政变的失败强化了杜达耶夫在车臣的权力，但并没有使得他成为车臣的领导人。在官方层面上，权力仍然属于那些支持政变的既有领导人。在9月6日，杜达耶夫在共和国的首都格罗兹尼发动政变。他的支持者涌进政府大楼并且接管了那里。共和国议会的领导被迫辞职。格罗兹尼市市长在造反派接管大楼时从办公室的窗户跳窗自杀，在这场夺去了无数人生命的冲突中，他是第一个政治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