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国家的诞生（第3/7页）

在这种情况下，当纳扎尔巴耶夫在决定谋求主权和独立时，需要非常小心。就维护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与各种族间的平衡关系而言，纳扎尔巴耶夫的处境要比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艰难得多。哈萨克斯坦共有1650万人口，其中哈萨克族人占650万；俄罗斯族人是第二大种族，人口是600多万；乌克兰族人是第三大族群，人口接近100万，他们从语言、人种方面更接近俄罗斯族人，文化上也常常更加俄罗斯化。在20世纪80年代，哈萨克族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种族，但是斯拉夫族人仍然占大多数。斯拉夫民族的人普遍受到更好的教育，居住在城市的中心，以国家的主人自居。在贝克1991年9月访问阿拉木图期间，纳扎尔巴耶夫向他透露：“如果你在我们国家随便转转，就能看到俄罗斯族的孩子殴打哈萨克族的孩子。这就是我面对的情况。事情处理起来并不容易。”[10]

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人口构成是苏联的民族操控和经济政策所导致的。20世纪30年代初，共和国的民族构成受到了苏联农业政策，尤其是强制执行的集体化政策的影响。超过100万哈萨克族人，在1930年到1933年间死于饥荒，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发动了“处女地”计划（赫鲁晓夫为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缓解粮食短缺制订的计划。其策略是招募志愿共青团员作为劳工，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垦荒。）的拓荒运动，在苏联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勃列日涅夫的辅佐下，这一计划得到了实施，正是“处女地”计划给哈萨克斯坦输送了几十万斯拉夫族人。为了解决长期困扰苏联的食物短缺问题，他们企图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大草原改造成可耕种的良田。结果食物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可是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构成却发生了有利于斯拉夫族人的变化。[11]

自1990年就职总统以来，纳扎尔巴耶夫就陷入进退两难中：一方面，提高哈萨克族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分裂主义在斯拉夫族的民众中日益抬头，他们主要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尽管他竭力争取共和国的立法主权和经济自主权，但是并没有公开支持哈萨克或是斯拉夫的民族主义。他努力平衡两者的关系，成功地巩固了阿拉木图方面的权力，在莫斯科他也成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权力“经纪人”。纳扎尔巴耶夫赢得了戈尔巴乔夫、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尊重，他的讲话在中亚共和国中也是很有分量的。随着新联盟协议谈判的失败和独联体的成立，纳扎尔巴耶夫想要牢牢掌控局面的能力再次受到了考验。

纳扎尔巴耶夫既不能违背大多数斯拉夫人的意愿，单方面宣布哈萨克斯坦独立，也不能接受《别洛韦日协议》中规定的独联体：因为这样一来，意味着650万哈萨克族人要和2000万以上的斯拉夫族人分享一个权力实体。大家可以轻易地预见到，这种安排对于想在独联体中发挥自身作用的哈萨克族精英分子而言，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更别提维护哈萨克族的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斯拉夫联盟”的精神之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关于哈萨克斯坦未来的方案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索尔仁尼琴主张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重新回归”俄罗斯。许多人认为“斯拉夫联盟”在别洛韦日的协议中已经存在。纳扎尔巴耶夫后来肯定，即使他在12月8日参加了别洛韦日会议，他也不会就这样签协议的。[12]

纳扎尔巴耶夫不打算单独和几位斯拉夫总统签协议，但如果其他中亚领导人也愿意加入进来的话，他还是很乐意这么做的。12月12日，他飞往了自己的穆斯林邻国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参加5位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共同参加的会议。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主持会议，此次会议的日程是中亚国家该如何回应斯拉夫独联体的成立。尼亚佐夫提议成立中亚同盟，以此制衡《别洛韦日协议》中创建的“斯拉夫联盟”。纳扎尔巴耶夫反对此倡议，他希望中亚国家加入由3位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创立的独联体。

纳扎尔巴耶夫回忆说：“我们聚在尼亚佐夫在阿什哈巴德的住处，就当时的局势，一直讨论至凌晨3点。我们应该拒不接受苏联解体，仍然承认戈尔巴乔夫是国家总统吗？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这个联盟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说，我们应该接受尼亚佐夫的建议，创建一个中亚国家联盟，但是那样一来，我们拥有一个经济体、一支军队、一种和俄罗斯相同的货币——卢布，在哈萨克斯坦还有1150枚核弹头……我们怎么参与到对抗俄罗斯的行动中呢？”创建中亚同盟的想法或许对尼亚佐夫自己的国家有好处，土库曼斯坦富有天然气资源，人口却仅有350万，而且土库曼人在民族构成中占绝对多数。可是，完全从俄罗斯或是其他斯拉夫共和国分裂出去，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哈萨克斯坦斯拉夫族人和哈萨克族人之间已经存在的民族鸿沟，极有可能意味着哈萨克斯坦现有版图的终结，索尔仁尼琴描述的某些情景随后也将变成了现实。[13]

当时53岁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所采取的立场，将决定这场讨论至深夜的辩论的结果。乌兹别克斯坦拥有近2000万人，是中亚各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苏联人口第三多的加盟共和国，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乌孜别克族人有1400多万，和非乌孜别克族人比起来，稳稳地占据大多数：该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俄罗斯族，人口160多万，位居第二位。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受到来自国内的俄罗斯族人和斯拉夫族人的威胁，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精英分子在苏联统治的最后几年中，一度和莫斯科方面关系紧张。与对待哈萨克斯坦不同，莫斯科方面从未派过俄罗斯族人去管理非斯拉夫族的乌兹别克斯坦，但却不遗余力地、用无情的反腐运动去离间乌兹别克斯坦的精英，因为种种原因，反腐运动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14]

对于“棉花案”，也就是后来很快演变成众所周知的“乌兹别克斯坦贪腐大案”（指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著名的“棉花案”，对乌兹别克大贪污案，调查小组从1983年开始进行明察暗访，前后历时6年，贪污受贿人员之多、程度之深，令人震惊。）的调查始于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戈尔巴乔夫的任上被重新审理。莫斯科调查组在乌兹别克斯坦揭露的事实令人瞠目结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被指控接受14人的贿赂，金额总计120万卢布。检方起诉的部分行贿受贿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期间移交至大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厅。从1961年到1983年间，领导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莫斯科政治局无表决权的委员夏拉夫·拉希多夫一手打造了受贿数百万美元的腐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