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第3/5页）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65 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66 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