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北洋时代(第4/6页)

4.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五四运动学生火烧赵家楼,是用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运动的,它本身是个启蒙运动,但却用不合法的手段,想听听您的看法,并且它产生的影响;第二个是孙中山提出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他反清,但清朝也是中华,我觉得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

答:五四运动分两个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按我的观点在十九世纪就慢慢开始了,具体不说;另一个是五四爱国运动,当时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手段确实不合法。当时舆论认为,学生虽然不合法,但出发点是好的,主张原谅。唯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对,即使曹、陆有错误罪行,都应该通过法律审判,学生没有权烧人家的房子,没有权打人。这样做是违法的。他认为学生应该主动到法院投案,让法院通过审判定罪,他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法制的道路。这个人是梁漱溟。这个见解是非常高明的,但不被当时的多数接受,就种下了一个祸根。后来一直乱,学生运动也走向一个错误道路。二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根据台湾一名近代史家吕芳上教授研究,他有一本书叫《学生运动与运动学生》,指出后来的学生运动是被利用了,一成以上都发生暴力行动,这是很错误的倾向,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教训。我在1999年写文章就分析过这个事,很不幸也受到批评。

孙中山的口号反映一个问题。你们不要有偶像崇拜的心理。任何人都是人,认识有局限性。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对此要平等看待,所有主张、口号都要分析,对就信,不对就不信。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一定要坚持这一条。孙中山当时的认识水平是不高的,包括他提出的“驱逐鞑虏”,而且一再给日本人开支票,说执政以后就将东北内蒙一带交给日本管理。他也不是卖国,他冒险造反连生命都不顾,说他为了卖国不合情理,而是因为他没有到这一步,认识水平不够,没有现代民族的观念,他的观念中认为汉族就是本部十八省,十八省以外的边疆都不是中国本来的地方。这个情况还有很多史料证明。所有这些只要不偶像崇拜就能正确理解。

5.你讲关于北洋与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点,你的意思是,本来可以取得成就,但因为各方干扰不了了之。我有个很大的疑问,西方列强为什么甘愿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毕竟中国是一块很大的肥肉,而且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北洋政府有什么优势让西方列强为它放弃已经得到的权益?难道就因为中国已经从清政府变成北洋政府?你刚才基本是从教育文化和经济来讲,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北洋政府连年打仗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您为什么不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任何社会如果群众连自己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话,任何其他对他们都作用不大。有句俗话“今天来了李大帅,明天走了王大帅”,在这样的环境下,其他都是小事吧。

答:过去我们受的教育,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利益都是相对的,是绝对冲突的。但你要知道,列强首先都希望中国安定下来,对他有好处。因为这样一个大市场,只有不发生冲突,他才能从中得到贸易投资的最大利益。另外,列强也不希望某个国家独占中国,大家有利益共同享受。当时日本的力量很强大,英美法不愿意让日本独占中国利益,所以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这是他们愿意放弃的一个原因。

同时,不要受过去那种观念影响,列强不想中国现代化?不对。你看看世界史,贸易利益、投资利益,最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殖民地附属国在他们的投资贸易当中反而占的比重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要是发展起来,对这些国家不是没有好处的。不要简单认为,他们就是想消灭中国,使中国永远是个贫穷国家。不要简单地看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同样也会得到好处。比如当时中国对国外投资是没有抵抗能力的,甲午战争后的条约有一条,外国可以在中国口岸随便设厂制造各种产品。这是不平等,但对中国的发展很有好处,不平等条约里面有些是合理要求。因为让列强设厂制造各种产品,相应的对中国公民也要开放,那样中国的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比如当时金融业比现在还要开放,一般以为中国金融完全受列强支配,其实不完全这样。三十年代,上海是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东京还远远排不上队,这是中国经济很大的成就。你以为都是洋人的资本吗?不,根据经济学家研究,当时上海的资本当中,中国人的资本占多数。所以,开放不都是错误的。

你刚才没有仔细听,我只讲两个半小时,不会重复你小学到中学已经学过的所有内容,没有必要。我刚才有讲,为什么当时会乱,“除了军阀当时本身的战争外”。不是我不承认,而是可以忽略不讲,我讲了,当时战争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所以经济发展还是一直前进的,同时还是真正让民间资本唱主角,真正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才有一开始我讲的经济方面的成就。

6.您对北洋时期的普通民众的思想状态怎么看,比如鲁迅笔下麻木愚昧的人物能代表那时的国民吗?当时那些底层民众的思想状态怎样影响了历史?

答:过去我们受到的教育,都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能批评。那样错了。我想,一个合格的国家是让公民不受干扰、自由自在生活的国家,政府只管自己的事,不要去干扰普通民众的生活,私生活领域更是,那就是合格的现代社会。作为文学家或思想家,可以从自己的立场批判各种社会现象,比如鲁迅当时批判国民性,你想,当时的所谓的知识阶层和领袖精英的水平都那么低,怎么能埋怨百姓不懂这个。其实是你带错路了,采取的决策就不对,不符合社会的方向。另外,任何时候都有社会分工,政治就是一个职业,应该让一部分人去管,但公民应该有权利有责任管住这些政治家,通过投票决定是不是相信。他只关心自己是非常正常的。假如去调查社会也是这样,公民最关心我的职业我的生活,这是公民最正常的状态。你可以批判他麻木不仁不关心国家,但他非常清楚某个官员是不是真心实意为他服务,他这个觉悟很高。提高到政治学的理论,就是公民为什么要组织政府。在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里都说得清楚,公民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才需要政府。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上位置要摆对,不要对普通百姓提出过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