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奇的人和事件之一。19世纪初，洪秀全生于华南一个普通农家，做过村里的塾师，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洋思想让年轻的洪秀全深为着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义影响他的命运最深（有一群新教传教士和当地信徒专心把《圣经》和一些阐释教义的文字译成中文）。洪秀全刚接触这个宗教不久，但他的内心有一部分与时代的脉动相契合，使得他对基督教里头的一些要素作了字面上的理解，深信自己是耶稣的幼弟，天父交付给他特殊的使命，要把神州从满洲妖族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带领着选民，到他们自己的人间天堂去。

洪秀全怀抱着这种千禧年式的信念，从1840年代末开始纠集一支“拜上帝教”信徒，到了1850年汇成太平天军。洪秀全带领这支军队，转战华南华中，攻无不克，但也生灵涂炭。1853年年中，洪秀全麾下的水陆联军攻占了长江重镇南京，把那只存在于经文上、出于想象、扎根于土地的社会，创建为他们的太平圣地，并以此作根据地达十一年之久，直到1864年为止——其间有两千多万人或战死、或饿死——洪秀全及其残兵则死于兵燹饥馑。1

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apocalyptic visions）之中步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在这种灵视出现之前，许多文明盛行的是不同的信仰模式——在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伊朗文明中尤其明显。照之前的这种信仰模式来看，宇宙是秩序、繁荣与黑暗、混乱、毁灭这两种力量之间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用《奈费尔提蒂预言书》（The Prophecies of Nefertiti）来说，尼罗河的潮涨潮落本身就是这种恒定模式的明证：

赤足过对岸，

欲求水载舟，

奈何河变岸。

岸地将变河，

水流复变岸。2

在当时，死亡被视为沉寂，一种永久的等待，毫无苏醒的希望。虽然当时可能借着各种厚葬仪式，或是把心力放在生者身上来表达慰藉，但是人死是不可能复生的。在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死亡把人带到了终点：

进此屋者永不可出，

入此路者永不可还，

进入此屋永无光亮。3

但是约自公元前1500年起，被称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或作Zarathustra）的波斯先知创立了一种信仰模式，我们称之为“千年盛世说”，向人许诺了一个臻于至善的世界，混沌消弭，和平万代，由一位不受挑战的神灵统治没有改变的国度。4这些信念动人心弦，力量极大，也渗入许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透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各部族，又启发了杰里迈亚、但以理、以西结等人做先知式的预言，这些犹太教先知又影响了拿撒勒的耶稣和《启示录》的作者。这些经师和先知预见，在新世界实现之前，两股力量会有一场天启式的殊死争斗，善的力量历尽艰难之后，终将胜利，而恶的力量则将从世界消失。

中国后来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而且就我们所知，这个转变是独立衍发的。中国人一直接受物质相生相灭的观念，成于公元前1000年的《易经》是最有名的说明。照《易经》的说法，创造的力量至多“或跃在渊”。若是发生冲突，“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而世间事物如火，“焚如，死如，弃如”5。成于公元前5世纪的《老子》影响后世中国人极大，在书中，相生、相克和天道无常的概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在所有存在形态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

这些观念看似根深蒂固，但也逐渐有所变化，各个文明都有这个情形。《老子》的经文有歧异，含义也差异很大，到了公元2世纪，“太平道”的观念伴随着“天师道”的观念开始在中国生根，便是应经文的歧异而生。这些宗教运动有其救世的成分，企求一个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于灾厄，开创太平世道，结束以往的一切。公元2世纪的一部经文中有“僮儿为群……吾自移运当世之时，简滓（择）良民，不须自去，端质守身，吾自知之”7。

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随着道教各种门派和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补充加强，这些天启式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明确而强烈。疫病饥荒四起，君主暴虐无道，洪涝时有所闻，在在说明毁灭之日不远矣。只有少数人在天上救星及其在世间的代表带领下，才能躲过这场浩劫。大难结束之后，虔诚的信徒聚在一起，共组桃花源，过着安详和谐的生活。8

自彼时以降，千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启式的信仰始终活跃，而且中外皆然。无论在中国或欧洲，倡导这些信仰的人将之同激进的政治与平权主张相连结，从穷人中吸收到信徒无数，每隔一段时间就率领他们与国家作武力对抗。在中国，从10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期里，朝廷常将这类起事归咎于“白莲教”的教众，但其实在白莲教教众之间并没有统一的中心教旨，他们只是一群彼此冲突、相互竞争的宣教和反抗群体9。

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仍有许多支千年盛世派别挑战罗马教廷，而且力量更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转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了建立各种“新耶路撒冷”和“祈祷之城”的完美环境。虽然那些抨击过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为这个世界的末日提出新的时程，并以“联邦主义者的千年盛世论”（federalist millennialism10），让《圣经》中《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展现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这种理想面对18世纪的现实，势力已不如从前。这些信仰的力量在19世纪初透过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而带到中国，并强化了原先来自英伦三岛和中欧的福音派新教传教士的讯息。到了1830年代初，这些新势力在华南扎了根，将与中国固有文化一同争相影响年轻的洪秀全。本书就是要讲述这番因缘际会的结果。

我有幸承简又文的教诲，接触到太平天国史的各个层面；简先生是研究这场奇异起义的大学者之一，恩师芮玛丽（Mary C．Wright）在60年代末邀请简先生访问耶鲁，以期他能将那部洋洋洒洒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史简写成一本英文书册11。我当时虽然很迷太平天国史，但是这二十年我压根没想过会去写太平天国。在大陆，除了简又文之外，还有几百位历史学家和编辑人员在从事太平天国研究，这是因为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他们的经验可作为革命的借镜，而且太平天国的失败也说明：如果没有纪律严明的马列政党来领导，这类农民起义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几乎所有现存已知的太平天国文献都已译成英文，不难找到；我以前以为，太平天国的相关研究都已做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