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第2/2页）

不过，在80年代末，我获悉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发现了两种太平天国文书，共分三卷，是1860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这些文书记录了一系列的显圣，据称是耶稣和天父传给世间的太平天国信徒的。承蒙大英图书馆准许，我得以查阅这些文书的原件并制作复本；后来我去了北京，见到了发现这些文书的王庆成，并就其意义作了充分的讨论12。我才了解到，这些文书的发现确能让我们对太平天国有新的认识。

当然也可说，新发现的文书所载的这类显圣算不上是确切的史料。但是这些显圣的时间地点是如此精确，而且还细述了几位太平天国首领及其信徒的举止，在我看来，这的确照见了这场起义。更有甚者，这些记录编排清楚，让我们一窥太平天国两段关键时期：其中一组（据说是来自耶稣）集中在太平天国在广西山区的成形时期；另一组（据说是来自天父）则集中在太平天国治理南京的头几年。这些显圣也与太平天国史上的许多别的事件有关：在记录耶稣降凡的那两卷，在当时农村社会这方面，提供了许多全新的资料；而天父显圣的部分则让我们对太平天国史上各个事件与洋人访问天京之间有何关联，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不过对我而言，这些新文件的用处主要在于照见了洪秀全这个人，它们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受他感召的信众，以及洪秀全及其追随者如何回应那些信众。我们若想了解这些以救世主姿态出现的领袖如何创建一个可供驱策的实践基础，那么这些问题至关重要。13

以洪秀全为题写作，我几乎马上就意识到，这既是写经也是写人，而且写的还是经文中的经文——《圣经》。我不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专家，也不敢以《圣经》专家自居，前景一片茫茫。但我曾在几所每天必读《圣经》的学校里读过十几年书，我能了解，洪秀全从《圣经》中得到的力量、灵感和使命感是无可否认的，虽然他对《圣经》的反应是那么的个人化。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洪秀全读的是中文的《圣经》，翻译的人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或是住在东南沿海城镇、略通中文的西方新教传教士。这些翻译颇多任意发挥之处，语意含糊、讹误，原文所无之反意，造就了洪秀全的信念和命定感，却没有正式的宗教教育，这让我倍感兴趣14。这等于再次说明了在没有引导的情形下，传递这么一本有爆炸性的书，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也说明了西方对洪秀全的影响有多大；它也助我了解洪秀全最后得到《圣经》时，为何将之据为己有。也因为《圣经》是洪秀全的，所以他想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进行修改，如此便能以“更纯正”的方式把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信众。

我无意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也无意阐述洪秀全宗教信念的各个层面15。我当然也无意说洪秀全对中国的社会、宗教，还有他军事神学的思想都是混沌一片，不够完整。本书的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并说明当他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脉络合拍的时候，吾人便能追索他行为的逻辑。

许多问题仍无答案，最关键的或许是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场天启运动之间有何关系。1840年代，洪秀全开始向广西山区一小帮农民和短工传道时，他曾想过由他的信念所启动的事件，其发展将导致千百万生灵涂炭，让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集中财力兵力，耗十年岁月来镇压吗？大概不太可能，因为洪秀全以为自己就是上天的力量，慢慢相信自己已经不受世道评判。如果，他真的想过的话，那么他仔细读过的《启示录》已明载，这等浩劫早已被道出了，混沌惧怖不过就是行将来临的光荣和平的一部分而已。我心里头没有希望洪秀全实现目标的念头，但我也不能全然否认他的追寻中有真诚的热情。本书卷首语引了济慈的诗，它就是由《启示录》而来，有些人相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而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那些从事这等使命的人极少算计后果，而这就是历史的一大苦痛。

史景迁

1995年5月15日书于美国康州西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