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 境(第2/3页)

15。“圣谕十六条”经过雍乾两朝大儒的诠注得以扩充,概括了在各地均应奉行的立身处世之道,宣扬“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仪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窃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16

在春秋两季的祭典上,还要供奉龙王爷(云雨风雷坛)、土神爷(山川社稷坛)和城隍爷,祈求保佑花县。每尊神灵的祭品各有其规格,以显其品位:龙王爷配飨酒四爵、帛四端,土神爷配飨酒三爵、帛两端,城隍爷则配飨酒三爵、帛一端。不过遇到干旱,却是先恭祭城隍爷祈雨。城隍爷也主理冥籍。17

这些神灵关乎社稷安危,因此祭祀多有繁文缛节。至于普通人家到祖坟祭扫祖先,知县并不闻问。但是那些死后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官府是要管的。善心人士会在中元鬼节合祭这些亡灵,给他们烧些纸衣纸裤,供奉果菜酒饭,这叫做“烧路头”。不过,孤魂野鬼还有可能害人,所以官府会在城北搭建祭坛,由知县亲临主祭。当地文人曾撰有超度祷文,仍在花县回荡:

尚念冥冥之中,无祀鬼神者,昔众生民,未知何故而殁,其间有遭兵刃而殒命者,有死于水火盗贼者,有被人取财而逼死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祸而负屈死者,有天灾流行而疫死者,有为猛兽毒虫所害者,有为饥饿冻死者,有因战斗而殒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缢者,有因墙屋倾颓而压死者,有死后无子孙者。18

首任花县知县在1686年将这篇祷文刻于碑上以飨亡魂:“虎狼尽远窜,盗贼永不生,万姓毕革面,国赋年年足,民心个个善,从此乐尧天,乾坤万古奠。”19

即便是庄严仪典也会因夸张而有损品位,或成了喧闹场面。1835年,久旱不雨,广东巡抚不由向城隍爷祈雨的祭典,而以重金悬赏“仙人”或“术士”,无论来自何处、信仰为何,只要能施展法术“驱走”紧锁云层的“恶龙”招降甘雨就行。百姓公开嘲笑巡抚此举,写了诗贴在城墙上。但是有人自告奋勇前来驱赶恶龙时,众人还是蜂拥而至。这人自称是四川来的和尚,法杖朝地里一插,在巡抚衙门里的祭坛前站了三天,烈日当空,他脸上却一滴汗也没有,也没有疲倦的征象,祭坛上有一坛清水,旁边点着长明蜡烛。众人开始嘲笑起来,突然间,大雨滂沱,众人才止了笑声。巡抚为恭谢神灵,令十名妇人在广州城南门祭宰母猪一头,烧烤其尾,众人又讪笑起来。20先旱后涝,不到一个月,疫病四起,百姓将公元2世纪的神医华佗[译按:原文作Ying tuo,疑误]塑像从广州城正南门的庙中请出,在一群挑选出来的妙龄女子簇拥下,沿街敲锣打鼓21

在这类祭典欢娱的场合常有人伺机行骗偷抢,因为这类活动所费不赀,人潮拥挤,若想维持秩序,有时还会以意外收场。中元鬼节原是最庄严的盛会,1836年的中元节,在广州城西郊一处村庄,有当地商人和富户筹了七千两银子之多,在庙前广场搭建竹席凉棚,施放焰口。知县下令修了两条通往庙会的路,彼此平行,一条供男子行走,另一条供妇人行走。结果有两个年轻人扮成妇人,想走妇人专道行抢,但是扮相露了馅,立遭拘捕,并“迫令示众”。22

1836年,二十二岁的洪火秀夹杂在生员之中,走在贡院附近布政使衙署外的大街,有两个人引起他的注意。一个是广州人,像是给另外一个汉语讲得结结巴巴的洋人做翻译。这洋人穿戴奇特,洪火秀后来想起,他穿一件似乎是前明式样的“宽袖短袍”,头发则是“在头顶结成一束”。此人透过翻译给旁观的人“算命”,虽然并没人要他这么做。他对洪火秀说道:“你将位居至尊,但伤感致病,须忌之。”23

第二天,洪火秀又见到这两人站在龙藏街上,比他们昨天站的地方还南面一点,但更靠近贡院。这次他们没说话,但其中一人递给洪火秀一本书。洪火秀接了过来。这本书是梁发的《劝世良言》。24

洪火秀对这洋人的描述不清不楚,用语也不着边际。但种种迹象说明这洋人就是史蒂文斯,他刚从那趟路途最长的沿海之行回广州没几个月。1836年初春,史蒂文斯除保有“美国海员友好协会”牧师的正式头衔之外,又担任“中国传教团”牧师的新职。他的友人说“散发《圣经》和小册子”此时成了史蒂文斯最热衷的事25。史蒂文斯在中国虽然已有好几年,但他还是需要翻译,他觉得汉语实在是太难了。他不久前才写道,对学习汉语一事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不可能学通汉语;另一种看法较新,认为学汉语易如学拉丁文或希腊文。吾人不取极端,但吾人承认偏于前者”26。史蒂文斯死后,有个在广州与他很近的人写道,史蒂文斯虽“在学习汉语方面造诣颇深”,但实情是,“他的进步主要在于准确,而不以速度见长”。只有纯正的语言在这个背景下才有用。想用商人和水手的那种洋泾浜英语去传播上帝福音,几乎是不可能的。27

广州城城门雄伟,戍守兵丁身穿红黄相间的上衣,前胸后背写着大大的“勇”字,他们看似勇敢,实则懒散,贿赂也是家常便饭。史蒂文斯在广州城边上住了很久,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28。而且,他最近从沿海之行对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的差异有所体会,他觉得北方人“多疑矜持”,相较之下,他所接触的南方人“易于结交”,还有点“痞”气29

洪火秀对那洋人身边翻译的描述也是同样含糊。我们知道,这人不可能是梁发,因为梁发因违禁散发基督教小册子一度遭官府拘捕,已在一年前离开广州。虽然广州的洋人将他保出狱,但他觉得他不能再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迁到较为安全的麻六甲(即马六甲)去了。梁发以前曾与屈昂一道向赶考生员散发过小册子,但那人也不是屈昂。屈昂的仇家向官府告发他,说他与洋人过从甚密,之后也被迫逃离广州藏匿30。那人也不可能是梁发或屈昂的儿子,因为梁发的儿子已逃到新加坡,而屈昂的儿子则顶替父亲,关在牢里。我们顶多只能从一个住在广州的英国人在这年春天写的一封信来推断此人身份,他在这封信里提到,所有曾与梁发在一起的华人基督徒都散了,“只有一人除外,此人有些文学底子,校对了我们付印的许多小册子,作了些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