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刘裕,贵族中国的叛逆者(第5/5页)

虽然刘裕出身低微,行事也以狡猾狠毒著称,人品上很难说是好人,但就做皇帝的素质上,如果搞一次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割据政权的好皇帝评选,刘裕必定会名列前茅,能超过他的人,可以说屈指可数。

刘裕被后人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应该说他是魏晋以来中国用人制度的一个颠覆者。魏晋之后,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南方的“正统”东晋,都是清一色的以门第来论用人,这个局面,从刘裕开始改变了。刘裕用人,后人说他是“网罗幽滞”,也就是说选拔了大量寒门出身的人才,有的甚至是贫困出身。比如长期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谋士刘牧之,就是布衣出身,后来在他北伐战争里立下大功的王镇恶、沈林子、檀道济也都是清一色的平民,在他的统治团队里,寒门出身的人才,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重。与此同时,刘裕也知道自己的改朝换代,注定会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所以在他即位初期,对南方的世家大族,也进行了残酷的打压。他很讲政策,每惩治一个世家大族,都很讲证据,曾经繁荣一时的士族,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腐化堕落了,罪名当然是不难找的。比如出身“江左衣冠”的豪门王家和谢家,都被他屠杀,京口贵族刁奎的家产,被他尽数分散给老百姓。他的这种打压,自然有政治上的目的,但起到的效果,却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威风,在刘裕登基后,被狠狠地杀下去不少。

但是重用寒门、杀士族的威风,当然不止为了作秀,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整人之外,还要整制度,特别是在东晋的晚期,由于军阀拥兵自重,国家一度陷入到分裂之中,这种局面,也是在刘裕登基后开始改变。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把当时东晋的州县大量合并,裁撤冗官,既节省了国家开支,又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力,可谓一举两得。对军事制度他也做了调整,在他登基之前,作为一个军阀,基本是想打谁就打谁,他登基之后,为了防止武将有样学样,他把军队的调动权收归到中央,大将外出征讨,都需要配备朝廷的官员监督。这一条,在后来被人诟病不少,认为此举掣肘了武将的权力,但就当时的局面来说,如果不这样做,很有可能导致国家不断发生兵变。刘裕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从效果上看,可以说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从刘裕开始,随着大量寒门阶层得以进入最高统治核心,以及中央行政威权的加强,士族制度的瓦解,刘宋的强大,都是大势所趋。

当然刘裕更知道,国家强大的根本,必须要在经济上有所建树,特别是当时的东晋,留给刘裕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因为东晋末年常年的战乱,大量农民逃亡,田地荒芜,农业生产倒退严重。按照南北朝著名文学家沈约的记录,刘裕登基时候的中国南方,许多曾经是农田的土地,在那时候已经荒芜了,国家赋税名册上应该缴纳赋税的农民,好多都跑得不知道哪里去了。刘裕登基后,把“重本务积”作为一个重点,所谓的“本”就是农业生产,所谓的“积”就是农业储备。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农村户籍人口,重新划分土地,扩大自耕农的数量,即历史上著名的“土断”政策。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他把东晋时期拖欠的农民赋税,都减免了,原本逃亡的农民,这下可以放心回来耕种,中国南方在经过了长期战乱之后,这时候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因为刘裕是苦出身,所以也注定了他亲民的一面,对于民间的疾苦,他不但非常了解,而且感同身受。他登基后,开始整顿原本政府的专卖制度。专卖制度,本来是东晋政府的一条财路,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低价采购物品,高价贩卖物品,政府贩卖的物品,老百姓基本都是摊派购买,国家要购买的物品,往往压低价格,老百姓也没有还价的权力。刘裕重新规定了专卖价格,而且不许强买强卖,这条政策的实施,和他减免农民东晋时代的欠税一样,等于搬掉了当时南方老百姓身上的一块大石头。他还是个事必躬亲的人,比如为了防止司法官员害民,经常偷偷去司法机关旁听审判,发现有偏袒害民的,经常当场重办。江南的儒学教育,也在他这一时期发扬光大,许多著名的学校都是他主持修建的。他的这些行为,对华夏文化的西传以及江南经济的繁荣,都有重要贡献。

然而刘裕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为身后的南朝,留下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政府独一无二的行政模式:寒人掌机要。在早期通过杀戮树立了自己在世家大族的权威之后,刘裕开始改为怀柔之策,对世家大族,采取优礼为主,给予很高的爵位,但是实际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由寒门出身的官员来掌握,这就是“寒人掌机要”。从这时候开始,士族有地位,寒门有权力,就成了南朝政权的一个常态,无论是后来的南齐、萧梁、陈朝,还是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都把这一套政策给延续了下来。寒门出身的皇帝,以及高贵的士族,也就因此实现了关系上的“和谐”,从实际效果看,这个暂时的平衡,其实启动了此后寒门阶层崛起,士族力量衰弱的大趋势,之后南北朝结束,隋唐相继而立,这个趋势被一直延续了下去。

公元422年六月,在位仅两年的刘裕过世,时年59岁,他虽然仅仅在位两年,但是他所创立的政治制度,却奠定了整个南朝政治的雏形。他的身后,是南北朝时期最繁荣的一段南朝盛世:元嘉之治。中国南方,在南北朝的早期,也因此拥有了最好的统一华夏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被无情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