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卫霍如何败匈奴(第3/5页)

让匈奴彻底断送收复河套希望的,是公元前124年的漠南之战。

这时期对于河套草原威胁最大的,就是直接暴露在河套眼皮底下的匈奴右贤王部,作为匈奴汗国的“右臂”,右贤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3年河套的拉锯战中,右贤王更是急先锋。在河套铸城工作业已完工的情况下,汉朝终于可以放心地发动对右贤王的歼灭战。公元前124年,汉军兵分两路,李息、张次公主动出击右北平,牵制匈奴左贤王部,卫青则率主力骑兵3万人再次长途奔袭,出塞700里直扑右贤王大营。毫无提防的右贤王顿时崩溃,其所部10万余人大多逃散,汉军斩首上万,俘虏1万5千多人,匈奴的“右臂”几乎被打残了。这一战之后,原本作为“统一汗国”的匈奴汗国,被汉王朝切割成几段:原本被匈奴汗国直接统辖的河西走廊,从此断绝了与匈奴本部王庭的联系,右贤王的部落也因此北迁,匈奴对汉帝国边地发动大规模侵扰的难度大大增加,说此战是汉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毫不过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汉军与匈奴作战,特别是野战里的胜利,都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实现。但漠南之战,卫青以3万骑兵,对10万之众的右贤王部发起进攻,以寡击众,最终大破之。汉帝国士兵在个体战斗力上的素质,已不在匈奴之下。

这正是卫青的贡献,如后来南宋军事家岳飞所言: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

说到这条,还要说到汉匈双方的优劣对比。汉人在骑兵素质上的先天差距,与匈奴相比是巨大的,毕竟汉人是农耕出身,骑马需要后天学习,而匈奴人是马背上长大的,这个差距是天然的。从白登之围开始,历代汉朝臣工们都在开动脑筋,考虑如何弥补这个差距。比如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就在弩箭的使用和战车的改装上有过尝试,而汉景帝时代的名臣晁错,则主张用招募匈奴人从军,教习汉人骑射的方法来提升战斗力。汉武帝之前,在骑兵战探索上最有成就的当属李广。李广是一个完全“匈奴化”的将领,他个人的骑射水平不在匈奴名将之下,他的军队是一支具备匈奴人彪悍特点的军队,甚至连日常的行军打仗、纪律管理,都是学习匈奴人“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全无汉朝军队的繁文缛节。但相比之下,卫青更进一步,在着力打造一支精锐骑兵的同时,并没有抛下汉人本身的军事优势,即汉族士兵的高科技优势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正是这两点,成为卫青成功的关键。

与现代人的想象不同,卫青的军队,并非纯粹骑兵军队,其军队的重要特点,就是配备了大量战车。战车的作用,一是行军中作为营地,二就是在战斗中摆成防御工事。卫青的战车主要是弩车,即配备精良弓弩的战车,其弩箭的射程与杀伤力,远远强于匈奴人使用的马弓。比起李广单纯以硬碰硬、以骑兵对冲的作战方式,卫青的战法往往比较复杂。在野战遭遇敌人时,首先采取战车固阵,用密集的弩箭阻遏匈奴骑兵的进攻,并且在战斗中,战车作为移动的堡垒,有时候更能起到合围匈奴人,断绝匈奴人退路的作用。比如在漠南之战中,卫青就是以战车断绝右贤王逃路,射杀大量匈奴骑兵,迫使匈奴残部投降,一举俘虏1万5千多匈奴人。而卫青的另一个贡献,就是轻重骑兵的配合作战。卫青的骑兵部署里,有专门用作冲锋的重装骑兵,也有作为掩护和侧翼包抄的轻骑兵,战斗之中,轻重骑兵相互配合,先以轻骑兵射杀,重骑兵中央突破,战局相持时,又以轻骑兵包抄,切断匈奴骑兵队形。这种轻重骑兵加战车协同作战的战法,成为骄横的匈奴骑兵的噩梦。也正是从这时期开始,面对人数相等甚至人数占成倍优势的匈奴骑兵,汉军不但不再躲避,相反可以勇敢亮剑,甚至战而胜之。

然而作为横扫草原的强军,以战争为生命的匈奴人也不是傻瓜。漠南之战的结局,不但成为汉匈双方作战态势的转折点,更成为匈奴人对汉朝作战方式的转折点。漠南惨败后,匈奴人改变作战方式,不再大兵团袭扰汉朝边境,相反是小部队骚扰汉朝边境村庄,采取叼一口就跑的游击战术,消耗汉军防御。趁汉军疏于防范时,再发动大规模的入寇。这一战术起初收到了效果,公元前123年,匈奴以1万骑兵进入代郡,大肆烧杀抢掠,汉朝一如既往,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以卫青率领10万大军出河套,直扑匈奴单于王庭。但这一次,汉军却碰了“软钉子”:匈奴人不再以大兵团阻击汉军,相反且战且退,一旦战事不利,就有组织地节节抵抗后撤。结果卫青虽然累积斩首匈奴军1万多人,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反而前锋赵信部的3000多人,在孤军深入后遭到匈奴重兵围困,全军覆没不说,赵信本人也在被俘后投降了匈奴。这场损失不大的挫折,成了汉军的新问题:在匈奴转守为攻的情况下,其骑兵的机动性,完全可以诱引汉军深入匈奴境内,趁汉军兵力分散时予以围歼。他们不再是彪悍的战狼,相反变成了狡猾的毒蛇,表面缩头,你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咬你一口。

匈奴战法的改变,是汉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在“正战”难以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匈奴人也开始学会“诱敌深入”、“聚而围歼”。卫青原本提倡的防守反击,避实击虚,有限度长途奔袭的战术,固然可立于不败,但给敌人毁灭性打击却是难。汉朝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更加以机动对机动,对匈奴人有纵深打击能力的悍将,这个人选在当时也只有一个——霍去病。

作为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很长时间以来,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比如他年纪轻轻就获得重任,被人诟病成“裙带关系”;又比如他性格骄狂,贪图享乐,甚至为报私仇杀死李广之子李敢。这些“私德”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也为史家诟病,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汉军中的身份、地位、战功,与他的能力是绝对匹配的。在匈奴转攻为守的战略局面下,卫青是巩固既定战果的人物,霍去病,却是能给予退缩的匈奴持续毁灭性打击的唯一人物。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影响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