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玫瑰前传

第一节　金雀花主支危机

“我不会因为压力辞掉哪怕一个厨子……我情愿去寻求我的亲戚法兰西国王的帮助，也不会向你们屈服”，1386年的“美妙议会”准备清除掉理查德二世身边的亲信大臣，年仅19岁的国王暴怒地表示坚决不妥协，但他手头却无多少筹码可用。

虽然是近亲通婚的“结晶”，理查德二世却相当聪明且有胆识，但他生错了时代，祖父和父亲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一群位高权重、财大气粗的王叔，一个难以驾驭的议会，他还要面对可怕的天灾“黑死病”导致的社会后遗症。

1365年2月，35岁的黑太子与至爱的堂姑在法兰西昂古莱姆生下第一个儿子，黑太子欣喜万分，对孩子寄予厚望，为长子举办了排场极为奢华盛大的洗礼仪式，有154个领主和700多名骑士出席，据说动用战马1.8万匹，光蜡烛的花销就达400英镑。黑太子给长子仍然取名为爱德华，因为从爱德华一世开始，英格兰连续有三位国王和一位王储都叫爱德华，除了爱德华二世，皆以卓越军功名震欧洲，这个名字代表着荣誉与威望。

1367年1月，长子未满两岁，肯特的琼在波尔多又为丈夫生下次子，当时黑太子正在筹备远征卡斯蒂利亚，他渴望这个孩子像历史上的狮心王一般英勇，给他取名为理查德，3个月后黑太子用纳赫拉战役大捷庆祝了次子的诞生。

昂古莱姆的爱德华5岁夭折，正是黑太子事业急转直下的时候，这加剧了黑太子的病痛。波尔多的理查德作为黑太子仅存的儿子拥有无可争议的王位继承权。祖父爱德华三世病逝，10岁的理查德以王孙身份登基，少儿戴上王冠自诺曼征服以来只有亨利三世。少儿君主容易引发王国动荡，但从大王公们的角度看并非坏事，他们可以操持权柄，辅政到国王成年。

14世纪40年代黑死病肆虐欧洲，1348年首次登陆英格兰，死神狠狠地啃咬了一遍大地，到处都是病死者尸体，留下众多废弃的村庄和教区，末日景象笼罩着不列颠，对英格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态产生巨大影响。现在无法弄清楚准确的总体死亡数字，但根据某些城镇和教区较详尽的人口死亡记录，可大致推算出黑死病造成的损失。历史学家约翰·阿伯斯称，对局部地区的研究显示，死亡率在40%～60%，估计英格兰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或接近一半。1370年后又爆发了15次疫情，但死亡率降到8%左右，英格兰人口数量直到16世纪末才恢复到黑死病暴发之前的水平。

人口损失惨重使领主们竞相提高工资，减少地租，给予更多人身自由来吸纳劳动力，促进了农奴制瓦解，自由雇佣关系日益普遍。药品、棺木、蜡烛、裹尸布这一类物品的需求快速增加，城镇为吸引各种工匠前来工作，提供免税待遇或免费食宿，刺激了工商业发展。人口减少还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平民工资却在上涨，财富得到重新分配，幸存者搬进条件更好的闲置房屋。大瘟疫过后城乡雇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升，这是黑死病带来的意外后果。

“他们（劳工）懒惰，鼠疫之后没有高工资就不肯工作。”很多领主和商人对此现象颇感惊恐，向国王控诉。爱德华三世连续颁布法令规定最高工资限额，禁止增加福利，1351年甚至出台最严厉的《劳工法条》严惩“非分”的涨薪要求，虽然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但仍然不断有人遭到处罚。1352年埃塞克斯郡就有7556人违法被罚款，其中有20%为女性，这说明黑死病后，女性劳工的比例急剧增加。爱德华三世的劳工法律主要保护的不是大贵族利益，而是骑士、士绅这类中产阶层，并让他们来担任治安官、执事官执行限薪法令，共同压制城乡劳工阶层，早已在大众中间埋下不满情绪。

英法战争导致国库亏空，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只能在税收名目上翻新，1377年第一次开征人头税，1379年第二次开征人头税收到2.2万英镑，这点钱跟军费开支比起来杯水车薪。1381年根据新出台的《人头税法》第三次征税，税额是此前的三倍，而且缴税群体从以前的有产者扩大到每个平民。全国约有48.5万应纳税者逃跑，地方官获命四处追查，终于引发了首次农民大暴动——“瓦特·泰勒起义”。说是农民暴动，其实参加者有大量城乡工匠和贫民。这次暴动以最富裕的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为核心，席卷经济最发达的东南部地区。

人们敢激烈反抗权贵与压迫，往往并非在他们处境最凄惨之时，而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尝到自由的甜头且体制有所松动之后，瓦特·泰勒起义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其实比之前要好。黑死病使原有的等级秩序在中下层有较大幅度松动，社会流动和市场竞争加速，引起消费革命，旧有的经济模式瓦解，出现大量新利益群体，为保障自己的权益，他们自然会产生改革诉求，起义便是社会变化产生的新群体与旧政治互不适应所致。英法战事频频失利带来不满情绪，雄主去世和幼君掌国也给起义提供了机会，壮了人们的胆量。

与瓦特·泰勒一起领导起义的游方教士约翰·鲍尔喊出了那个时代相当超前的口号：“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生活时，谁是平民谁是贵族？”起义领袖向国王提出的建议太具革命性，要求取消国内一切领主独尊国王，废除农奴制，降低土地租金，教堂财产和教区的教民财产应该分开，所有人都应获得自由。

5月下旬，起义军从埃塞克斯郡、肯特郡分头向伦敦汇集，在部分伦敦贫民配合下于6月13日开拔进城，朝廷没有常备军，面对迅速推进的农民军来不及召集部队，国王与廷臣们躲进伦敦塔避难。暴动队伍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无明确的计划，很快演变成烧杀抢掠的狂欢，处决官员和教士，洗劫贵族和商人居所，伦敦城最漂亮的贵族宅邸、兰开斯特公爵的萨伏伊宫亦遭焚毁；许多来自佛兰德斯的纺织工匠被抛尸街头，似乎伦敦纺织工行会也参与了暴行，因为佛兰德斯工人是他们的竞争者。叛军手头有份准备杀死的达官贵人“卖国贼黑名单”，兰开斯特公爵位居榜首，幸亏当时他不在伦敦。

就如何应对大骚乱，国王的顾问们有两种意见，鹰派主张征召军队武力驱散叛军，鸽派认为应与叛军谈判。只有国王的威望足以收拾残局，理查德二世选择对话，他派人告诉叛军愿意在伦敦东面的麦尔安德接见他们，但希望他们暂时撤到城郊，叛军听从了国王的劝告。6月14日，14岁的国王带着侍从前去谈判，对方提出两大要求：废除农奴制，规定每英亩土地的租金最多4便士；同意他们随意处置他们认为是“卖国贼”的人，理查德二世迫于无奈全部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