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3/16页）

名称无关紧要。对华南的百姓来说，每个社团的行为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注意是分支还是分会，广东人将所有这些团体统称为“洪门”。它们是各别的、独立的，没有中央领导，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名称行动。这种散漫既是团体的弱点，也是它的力量所在。由于没有一个终极的指挥相关，社团很难长久地维持一次大规模的起事。许多年来，三合会的历史只是一些分散的不成气候的造反故事，没有任何团聚一致的痕迹。另一方面，由于其机体是由许多小细胞所组成，除非能够扫除所有在中国东南部集镇入会的那些“危险人物”，要破坏这些社团几乎是不可能的。[36]

各个社团之间共同的东西就是入会仪式和通常只以口授方式传下去的历史。由于明显的原因，关于三合会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某些重要的细节却多一致。在入会的仪式上，大师长总要向新教徒讲述：1674年，福建少林寺的和尚们——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如何响应康熙皇帝的召唤，自愿出征，驱赶厄鲁特噶尔丹。由于神助，打败了蛮夷。皇帝奖给方丈一枚特别的印章。60年后，邪恶的福州知府渴望得到那枚仍由附近的和尚们保存着的珍贵印章。于是，他首先设法使雍正皇帝相信，少林寺的和尚要造反。然后，在一个名叫亚七的叛变的和尚帮助下，他烧了庙宇，杀死了几乎全部和尚，只有五人带着那枚印逃到省里一座高山的另一庙宇中。在那里，他们发现一个瓷香炉漂浮在小溪上，上有“反清复明”字样。香炉闪着红光[37]，显示出一把神奇的剑。发现这些以后，突然有五个生人神秘地加入到五个和尚中。这五个人就是“虎将军”和——按某些说法坚持认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十四岁孙子。他们歃血盟誓，举起造反的义旗。在首次与清军的遭遇中，他们被击溃。在被追逐之中，弟兄们分为五大房，散布在南方和中原，发誓要继续同万恶的清朝作斗争。[38]

这个杂凑的传说与真正的社团历史毫无关系。确实有一座少林寺，以中国拳术的发源地而著称，但它是在唐朝的河南。有十三名武功和尚帮助了皇帝的传说，那是指唐太宗，他的敌人是王世充，事情发生在7世纪。1674年也确曾有过一场叛乱，但其首领是在台湾的忠于明朝的朱一贵。当然，历史上的一些社团确实是从宗教礼仪神话中产生的。既然首次可信的历史把他们同1786年发生在台湾的林爽文起义联系在一起，看来很清楚，三合会起源于台湾，他们从那里迁移到大陆的福建，传说中的庙宇就在这里。18世纪末的白莲教叛乱之后，他们散布于整个华南，同其他一些元朝佛教组织传下来的分支——青莲、无为、八卦等教派一起，周期性地搅乱社会的外表。1800年以后，每一次小叛乱通常都要引起三合会的活动——常常以复明为名，如1813年八卦教叛乱， 1814年朱毛里叛乱，1832年赵福才的瑶乱等等。[39]

传说中对这些晚些时候的历史只字未提。但是，在某一方面，严密警戒的仪式，比那些关于三合会活动的枯燥的历史记载更富有启示。它的秘密性与中国家村生活的公开性形成鲜明的对照。[40]像围以高墙的衙门或是紫禁城，秘密社会也围着一层使人敬畏的礼仪外壳。在那个农业帝国的乡村范围内，三合会作为一个反对派，作为社会之中的一个政治机体存在着。不仅如此，秘密社会代表着一种人为的但却完整的又一社会制度。入会就是新生，就是进入一种新的永恒的关系。社会差别就会被废除，一个伟大的统一就会出现。

“我等谨遵天意，结为一体，立志推翻清朝，恢复明朝，以使天地之意志再次合一……今晚我等对天起誓，天下所有兄弟皆为同胞，如一父所生，一母所养，同祖同宗。”[41]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的纽带。盟誓之后，每人饮血酒，然后学习辨认的特殊记号。[42]“如果我像亚七那样成为叛徒，就让我的头像这只白鸡的头一样被割下”[43]。这是真正的血缘的手足之情，一种人为的亲属关系，其作用与家庭相似。[44]

大家庭是中国理想的社会单位。通常，只有主干家庭在财政上是合适的。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必须组织自己的夫妻家庭，或者成为流动人口，这些人在孔子的社会理论中被视为“危险阶级”[45]。这些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不自觉地有助于使任何微小的社会或经济危机变成一场灾难。[46]但是，他们的家庭主义理想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在那些造反组织中也刻意地复制了亲缘关系，并以精心设计的认可仪式来保证这种人为的关系。申请入会的人必须先净身，然后穿上白衣服。白衣服象征着新人的纯洁，象征着反对黑暗势力的纯洁的明朝。[47]新生是全面的。入会者洗去旧世的尘埃，进入一个新时期。“用三江水洗去你们脸上清朝的污垢，将显出你们的真实面目，闭上你们的嘴。放弃你们清朝的服饰，那是奴役的象征，代之以穿明朝的衣衫”[48]。这是复兴主义，不是革命党，但却是革命者。[49]毕竟，三合会不仅要恢复明朝，他们还从康熙皇帝的那枚印得到了神赐的合法性。他们的叛乱总是有理由的。在特殊方面，地方官贪婪，滥用儒者的职权；在一般方面，则是因为朝廷违反了以君主制的典范明朝为代表的正统秩序。在秘密社会的思想与官方认可的儒家反对思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反满主义。但即使是这一点，也是传统的。南宋以降，民族优越论就一直是秘密社会的理论要素之一。南宋时，统治者坚持中原统治外夷的权力。[50]不论是女真、契丹、蒙古还是满族人，蛮夷都是纯正的汉人憎恨的目标。在广东尤其是这样。人们怎能忘记1650年对广州11个月的围城？怎能忘记当鞑靼军队终于用大炮攻破城门，他们狂怒的血腥野蛮报复杀死了10万余人？[51]这些普遍的记忆并未消逝。事实上，孙中山等反满的革命者认为，三合会思想的要素就是对清朝的仇恨。

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迨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52]

但是，很难使人相信这种民族优越感代表了某种形式的“早期民族主义”。甚至在海外，秘密社团也分成敌对的方言集团，这就纵向地破坏了华人社会，并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他们在推翻满清后很长时间内还毫无意义地保持明朝的礼仪，说明民族优越主义和复兴主义是适应于另外的目标的。[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