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寂寞余花（第4/6页）
“师父，万寿寺的法海和尚来说，他们寺里要为宫里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想请师父走一趟，替他们捧捧场，不知道师父肯不肯赏光？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初五没空，我们自己也有佛事要做，走不开。”
“你答得很好。”
“可是他说他要见你。”
“你说我这边有客人，走不开。”
青年人赶忙向和尚摇手：“法师，我没有事，我只是随便走走，你请便、你请便。”他把右手侧向前，掌心向上，做了请便的姿势。
“不要紧，”和尚举起右掌，向着青年人，“我不太想见他。”转过头，“普净，你答得很好，就照你那样说下去，把他送走。”
“可是，他说要见师父。”
“普净，你自然有办法。你去吧。”
小和尚面露了慧黠的笑，向青年人也打个招呼，转身走了。和尚望着他的背影，欣赏地笑着。
“我这个小徒弟，父亲母亲全在河南旱灾里饿死了。他八岁就被哥哥带着，千辛万苦逃荒到京师。走到这个庙门口，他哥哥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一下就来。你饿了，先吃包袱里的窝头，他说只有一个窝头了，我等你回来一起吃。他就坐在门口等，等了快天黑，哥哥还不回，他急了，在外面偷偷抹眼泪。被我看到了，问他，他只知道是逃荒来京师的，不知道京师有没有亲戚。打开包袱一查，里面卷了一封信，是他哥哥写的，写给庙上和尚，说实在没能力照顾这个小弟弟了，请求庙上收容这个小孩，算做许愿许进来的小和尚。当时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让他住在庙上。他倒也有宿慧，听话，不打扰人，自动搬桌子扫地，好像并不白吃这碗饭，只是晚上常常偷偷流泪，有时在庙门口张望，等他哥哥回来接他，但他哥哥再也没回来。就这样八年下来，他在庙上自修，书念得很不错，人也聪明伶俐。”
“我刚看他，就是一副聪明相。”
“刚才是万寿寺的和尚来，万寿寺先生知道吧？就是西直门外那座大庙。”
“我没去过，听说过。”
“那庙可比我们这座小庙神气多了，光后面千佛阁，就有佛像好几千，其他可想而知。刚才说的宫中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李总管先生听说过吧？”
“莫非就是李莲英？”
“就是他。他现在是中国第一红人，皇太后信任他，一切言听计从。他为他母亲做佛事，由万寿寺来办，万寿寺想约北京各庙的和尚来捧场。我们不能参加这种谄媚权贵的事，所以才有刚才的一场。”
“法师的作风很不简单。”
“出家人，按说看破红尘才对，可是北京的许多出家人，也许离京师官场太近了，竟染上了势利眼的毛病，见了大官一副脸，见了小百姓另一副脸。不过出家人势利眼，也由来很久了。”
“这大概是佛教在中国流传，一直得到大官帮忙的缘故。”
“先生说得有道理。记得那个笑话吗？一个穷秀才，在庙里看到老和尚对大官恭恭敬敬，对他不恭敬，就质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你搞错了，我们禅话，恭敬就是不恭敬，不恭敬就是恭敬。’那秀才立刻给老和尚一个嘴巴子，说：‘我们秀才，不打就是打，打就是不打。’哈哈。”
“哈哈。”
“说到这里，倒要借问一句，先生你是穷秀才吧？”
“差不多。”
“那我运气很好，到现在还没挨打。”
“法师客气。哈哈。”
“我还没请教贵姓？”
“康有为。《书经》里‘康济小民’的康；《礼记》里‘养其身以有为也’的有为。”
和尚点着头：“真是志士豪杰的名字。《孟子》里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康先生有所不为，而后成为康有为，我要向您道贺。这年头，有所不为的人太少了。”
“在乱世里，做到有所不为，已经不容易。比如说，法师不参加李总管的佛事，就已经不容易。”
“不同康先生客气，的确不容易，不晓得以后要给庙上惹来多少不方便。我这样做，庙里有些人就不赞成。在乱世里，只是消极地做点不同流合污的事，就大不易。至于积极有为一番，就更别提了。何况，站在佛门的立场，有为是无常，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更显得无可为了。”
“法师引的是《金刚经》？”
“康先生对佛典竟也如此精通，令人佩服。康先生在哪里学来这么多大学问？在京师吗？还是在家乡？康先生的老师是哪一位？”
“我的老师是九江先生——朱次琦朱先生。”
“哦，原来是九江先生的高足。九江先生不是一辈子只肯穿布袍的进士吗？他在山西做官，进出都走路，自己做工，吃得极简单？”
“是啊！”
“那康先生在山西追随九江先生？年纪不对啊？”
“不是，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九江先生大我五十一岁，他其实是先父的老师，他同先祖是好朋友，我做九江先生学生是他六十九岁以后的事，到他七十五岁去世，我一直跟他，前后六年。他临死以前，说他写的书，对将来的中国没有什么益处，他竟都给烧了，他的精神太叫人感动了。”
“真太可惜了。”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岁，经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书、应科举。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却给我极大的影响，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烧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国朝学案、右一本国朝名臣言行录；左一本蒙古记、右一本诗文集……烧得满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劝也劝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他临死以前烧他一生著作，态度平静而坚决，他古书念得那么好，科举也考到进士，可是临死前，却用行动表示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路，人该尽弃俗学，以行动救世。他这些意思，并没空口要我们学生如何如何，相反地，他说得很少，只在最后临死前来了这段不言之教，等于现身说法。他虽在死前三十多年就离开科举与官场，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讲学著书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认为不切实际。他这一烧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后，我到北京来，开开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国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国子监，这是中国养成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我走进大门、走进琉璃坊，看看钟亭鼓亭，又看到蒋衡写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写这八十多万字的十三经石碑，第一流聪明才智消耗在这里，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中国要救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十三经石碑，救不了中国啊！我买了很多书，经过上海，大量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外国传教士印的有关现代学问的著作，在家乡南海的西樵山，闭户研究了五年。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看这些译本，从译本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五年下来，自信有点心得，认为救中国，必须走外国路子，变法图强不可，所以，五年以后，这次到京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这几天正赶上过年，我对碑刻有兴趣，特地到这里来看看旧碑，幸会了法师。法师学问道德虽然只领教了片羽吉光，可是就已令人景仰不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