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烟再起（第2/7页）

近卫推荐枢密院院长平沼骐一郎重组内阁。

在日本司法界，平沼具有相当的地位，只是应对时局的本领还差点儿。不过，平沼也不必惭愧，因为战争期间历任的日本首相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上台后的他们很少真正去想这个国家的未来，唯一的活计就是推着军国的战车往前走，什么时候把它推下悬崖什么时候完事，什么时候把它推得撞到南墙什么时候齐活。

对平沼来说，上台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汪精卫事件，二是要不要跟德国结盟。

让躲在河内的汪精卫尴尬的是：日本新首相似乎对他的“和平运动”不怎么感兴趣。平沼的理由是汪实力不足，对日本来说利用价值不大，这是平沼上台后汪迟迟滞留河内的原因之一。用汪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正月”。

但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日本军方里这些“中国通”的观点与平沼正好相反，认为汪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在他们的策动下，平沼态度最终有所转变。在双方接洽后，汪一行人先前往上海，再去到东京，最后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彻底走上附逆的不归路。

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是留任的板垣征四郎。板垣的副手也就是陆军省次官，已不再是以关东军参谋长身份进入陆军中央的东条英机了，而是后来出任第3师团长的山胁正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近卫内阁时，东条在一次恳谈会上狂妄地叫嚣同时跟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开战，导致东京的激进派也觉得他太不像话，最终迫于压力，辞职当陆军航空总监去了。

板垣想跟德国结盟。

可海军反对。外务省站队时，排在海军后面。平沼出任首相的几个月里，基本上每天都是在两派的争吵中度过的：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

回到战场。

进入1939年，侵华日军高层人事已发生变化。

关东军第3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长野县人）接替畑俊六，当上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杉山元接替寺内寿一，成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驻华南的第21军（后扩编为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由第5师团长安藤利吉接任；师团长的位子则由陆军省兵务局长今村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宫城县人）坐定。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他们所统领的日本侵略军，已经停止了战略进攻的步伐。

战略相持阶段的这几年，抗战格局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在华北，太原会战结束前，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上的国军作战；太原会战之后，八路军已成为华北最重要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起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开辟了一片片抗日根据地。继抗战之初的平型关伏击战后，随后几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又陆续进行了广阳伏击战、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神头岭伏击战、齐会战斗、长乐村战斗、冀中反扫荡战、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鲁南反扫荡战、晋西北反扫荡战、百团大战等众多战役。新四军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也向华东、华中敌后挺进，给以长江南北腹地的日军各种打击。

说起来，在敌后坚持抗战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在正面战场，军队后方还有开阔辽远的纵深地带，而在敌后战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举个例子：1942年初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野瓠山战斗中为国捐躯。打开地图可以看到，遵化已是敌人的腹地，这边是华北方面军，那边就已经是关东军了。在这样的无助地带抗战，所需的意志力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角度说，1940年春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农运出身，河南确山人）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死，更是震撼人心。

至于正面战场，硝烟最浓的仍是中南这一片。

这一区域以武汉为中心，北到河南信阳，西到湖北宜昌，南到湖南岳阳、长沙，东到江西九江和安庆，东南到南昌。中国军队的野战主力集中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也是冈村宁次第11军的作战境地。

作为侵华日军在中国山海关以内唯一一支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担负着所谓“摧毁中国正面战场主力部队和打击重庆政府抗战意志”的战略任务。在正面战场，中日双方一共打了23场大会战，其中14场会战是第11军发动的，另有两场（浙赣会战为第11军协助第13军发动，算半个；雪峰山会战是第11军配合第20军发动，也算半个）由他们担负助攻。

在正面战场，侵华日军的历史几乎就是第11军的历史。

1939年的日军在中国依旧残酷地继续着杀戮、强奸、掠夺、纵火，日复一日的罪行让“鬼子”这个称呼是如此的名副其实。他们狂热而麻木，新兵虽然对过于血腥的场面感到战栗，但打过几次活靶子之后也就慢慢无动于衷了。在军国阴影之下，从鬼回归到人不那么容易，但他们却证实着从人变成鬼的简单。

从残暴本质的角度看，日军是没什么变化的；但从战力的角度看，1939年的鬼子稍微出现了一些状况，这主要体现在兵力结构上。

在中国大陆的日军，现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的）只占11%；剩下的89%都是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役士兵，其中后备役士兵又占一半（1920年到1929年入伍的高龄士兵）。这样算下来，岁数最大的士兵已在40岁左右，其战力跟侵华之初的日军相比已经有所下降了。

至于重庆政府这边，军事委员会在1939年春把部队一分为三：正面部队（潼关、洛阳、郑州、襄阳、长沙、衡阳连线，在这一线，与日军东西对峙）、游击部队（在日战区活动）、整训部队（以贵州、成都、天水等为训练基地）。正面部队和整训部队互相轮换，一支部队打一段时间，就撤下去整训，随后整训部队又再顶上去，如此循环作战，以保证战斗力不出大问题。

为应对相持阶段后的战局，蒋介石在1938年底于南岳衡山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善打运动战的汤恩伯出任教育长，并邀请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出任副教育长，国共携手培训游击干部人才。但三个月后，由于江北日军调动频繁，一场新的大战在所难免，汤恩伯便奉命带着第31集团军北返。

就在汤恩伯率军返回江北时，冈村宁次已下令攻击南昌了。

占领南昌对日军来说是武汉会战期间的一个任务，只因当时第106师团受困万家岭而没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