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虹桥事件（第5/6页）

意大利代表站起来，说：尊敬的俞鸿钧市长，上海可不可以开辟为不设防的自由港？这样就可以避免战火啦。

身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应和。

俞鸿钧本来想解释：华夏民族已至危亡时刻……但想了想，没废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境地，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

俞鸿钧起身出了议事厅，望着繁华的夜上海，想起昨天张治中在电话里对他说的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按张治中跟南京碰的计划，在8月13日对日军展开围攻，但由于上面那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把“上海开辟不设防的自由港”的建议书发到了外交部，所以蒋介石要求张治中推迟一天发动进攻。

8月13日上午9点，日本内阁开会。前一天，陆军、海军大臣经过“恳谈”，达成了联手出兵上海的协议。内阁会议上，首相近卫一脸衰相，军部怎么定，他就怎么点头。

陆军参谋本部决定以藤田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石川县人）的名古屋第3师团和山室宗武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并确定了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正受肺病缠绕的已退出现役的松井石根大将。

松井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当时是个中队长，指挥一百来人，虽然其本人身材矮小，但作战勇猛，成为当时的明星。后来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1935年退役前在军中干到了驻台湾军司令官。松井是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同学，但松井本人对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兴趣不大。在这个关口，选择松井为派遣军司令官，当然不是没有原因。

日本出兵上海，不是单师团作战，而是由多个师团组成派遣军，所以必须选择一名军司令官。按日军惯例，这个军司令官可以是大将，也可以是中将。提议松井出任司令官的，是当上新官的多田骏，多田认为：出兵上海，不能跟中国人纠缠，需要速战速决，必须找个有威望的大将出任军司令官，保证一战而胜，而不能像1932年上海战那样，连换了4个司令官。

当时日本军中适合这次出征的大将并不多。

从昭和时代开始到1937年8月前，日本军内共有26人拜大将军衔，其中健在且有威望可统领全军的有9人：

南次郎、林铣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寺内寿一、杉山元、植田谦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大阪人）。

后来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岛县人），1937年8月还是中将，三个月后就晋升大将，另外两个老资格的中将梅津美治郎和西尾寿造的情况类似。后来当过几个月首相的阿部信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石川县人）虽是大将，但没任何实战经验，甚至连日俄战争也没参加过，只蹲在长崎要塞作防备。

上面的9名大将中，在中下级军官里最有威望的是荒木和真崎，但统制派怎么会叫他们东山再起？本庄繁在“二二六兵变”后就被天皇轰走了。南次郎正当着朝鲜总督，而且属于被排斥的“宇垣派[4]”，所以就不能考虑了。植田谦吉本来很合适，1932年就带着日军在上海打过，但他现在是关东军司令官，得提防着苏联，动不了。林铣十郎资历可以，但是前首相，一般情况下，可以因军功回去当首相，但前首相又上火线，没这个先例。杉山元是现任陆军大臣，也不能动。如此下来，只有两个人选比较合适：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和已退役的松井石根。

但军部已有意调任寺内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帽子最后落在松井脑袋上。

按照日本军中的惯例，司令官确定后，参谋将由司令官挑选。松井选他的老乡饭沼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爱知县人）为参谋长，随后又选了几个参谋，其中两个人我们认识：一个是“樱会”二号人物长勇，一个是曾来中国“旅行”的公平匡武。离开日本前，松井去拜访陆军大臣杉山元。松井说两个师团兵力过于单薄，希望统领一支至少由5个师团组成的派遣军。

杉山说：那么多？

松井问：陆军大臣认为需要多少军队？

杉山想了想，说：当初永津课长说，我们的军舰一在大沽口露面，中国就会屈服，但现在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你先把两个师团带过去，如果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派。

后来，日军在上海被中国军队拖了3个月，坏就坏在逐步增兵上了。如果当初日本军部一次性地把5个以上的师团派过去，淞沪会战很难说会打3个月，那样的话留给南京政府往大后方转移的时间也就没那么多了。但你要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庸人坐高位，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日本那边有庸人，中国这边则出了汉奸。

前面说了，上海一出事，蒋介石就下达了长江封锁计划。作出这个决定，除了阻挡下游日舰威胁南京外，更主要的是截断停在武汉的5艘日舰和多艘商船的退路。没想到情报竟被日本人搞到了。

计划是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的，参加这个会议的，除蒋介石外，就是汪精卫，以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各战区的一把手。负责会议记录的，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大家都看出来了，事情就坏在黄的身上。

后来，因为汪精卫投敌，就把黄浚说成汪的秘书，其实这时候行政院院长的职务由蒋兼着的，而汪早就不担任此职了。

黄浚是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在北洋政府干事，北洋垮了后，又跑到南京混官场，一来二去，做到行政院机要秘书的高位。当时日本在南京铺了情报网，情报网直接由驻华大使馆领导，日本情报人员在南京政府各部门撒网，最后把黄浚捞了上来。跟黄浚一起被捞上来的，还有他儿子黄晟（在外交部工作）。亲手捞黄浚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所谓色诱黄家父子的美女间谍南造云子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

须磨10年前就来华了，在上海任公使馆一等秘书时，任务就是收集情报。开战前，他已在南京当了整整4年的总领事（回国后还曾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得到黄浚提供的情报后，立即把消息发给东京，东京又立即发给武汉的分遣舰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5期，广岛县人），就这样，谷本带着大小舰船，从长江中游载着侨民连夜逃跑，除了两艘商船跑得慢被扣外，其他舰船一口气到了上海。

所谓功败垂成或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这件事。这就是汉奸的力量（后黄家父子双双落网，南京陷落前，二人以汉奸罪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