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地狱之门（第4/6页）

其中，天野乡三和他的中队在南京的暴行最有代表性，此人时任中岛第16师团野田第33联队第2大队第8中队长，虽然是个中尉，但由于上过陆军大学，而且南京战后，所在中队又当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亲王的亲兵，所以在军中表现十分之骄横。此人多次亲自带士兵进行强奸，曾对部下说：“在南京，抢劫、强奸、杀人，你们想干什么都行。”

南京又成了抢劫者的乐园。

对抢劫，日军是避而不谈的，他们用了另一个词：“征发”。一路上，由村至镇，由镇至县，由县至城，由小城至大城，日军都有一种破坏狂的心理，冲进住宅和机关后，拿不走的东西，就摔在地上，再用脚乱踩。到了南京，这里是九朝古都，历史文化悠久，珍宝典籍无数，虽然南京陷落前中国方面有组织地向大后方转移了一大部分财产，但还有不少财产无法或来不及运走。日军入城后，大掠夺开始，在南京，没有空着手的日军，无数住宅、商店、机关和其他场所被洗劫一空。陷城后，日军抢掠了大量珍贵文物。为使洗劫更具有针对性，日本专门派出典籍、古物专家和特别行动队，有计划地对中国的名贵文物进行掠夺。

1937年的南京之冬，白日寒风惨惨，大街上到处是废墟和魔鬼般游荡的日军士兵；晚上，由于供电系统遭到破坏，残存的市民更不敢点灯招来日军，使往昔繁华的古都犹如黑暗的地狱死城。陷城初期，在南京活动的媒体人士，除日本随军记者外，还有少数美国和英国的记者，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狄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以及摄影师门肯。12月17日之前，他们陆续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离开南京时，他们目睹了江边的屠杀：一边是跪在地上等待被处决的中国人，一边是嬉笑的日本人。正如麦克丹尼尔所说的那样：“我对南京最后的印象是，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美国传教士麦卡伦当时留守南京，他在寄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段令人极端恐怖的事，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

12月21日，日军第6师团从南京开走；23日，第9师团开走；第114师团、山田支队、第3师团第68联队等也陆续离开南京。这时候，只留下第16师团作为警备部队驻扎南京，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则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岛则住进了蒋介石的官邸。

中岛将南京分为两部分，与手下的佐佐木到一旅团长分而辖之。佐佐木手下的野田联队和助川联队驻扎城内，草场辰巳手下的片桐联队和大野联队驻扎城外。

从12月22日起，残酷的“清街”和“良民登记”行动开始了。由于其他部队已撤离南京，这期间在古都的大街小巷呼啸而过的尽为中岛第16师团的士兵。中岛下令威胁残存的南京市民，必须于三日内往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逾期不至，将被处死。

在各个登记点，进行着“良民登记”，先由日军军官讲话，随后汉奸翻译，诱惑人群中的士兵、宪兵、警察和公职人员自动站出来，并对人群中的青壮年男子的手掌、头部、肩膀等处进行仔细检查，以确定有没有当过兵。就这样，又有2000多人被揪出来屠杀。

但在最恐怖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反抗依旧存在：

12月中旬，一名潜藏在南京的中国军人，携枪摸进第16师团的一个士官宿舍，一举击毙十多名睡在里面的日军小队长一级的少尉和中尉军官！日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奥宫正武的回忆里谈到了这个事件。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他在南京逗留，在下关江边发现日军在处死十几名中国人。他问原由，一名士兵说：“前几天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那个中国军人后来的故事，是与日军同归于尽了，还是成功地脱险？无论如何，他都成为南京城内抗击日军的一个铁血传奇。

即使是遭遇屠杀的中国军民，在最后的时刻也会爆发出怒火。在乌龙山下的一次屠杀中，有上万人遇难。进行屠杀的是日军的两个机关枪小队，就在日军下手后，愤怒的军民迎着喷射的火舌冲向几十米外的日军，虽然一片片地倒下，但最后无尽的人群还是把这两个机关枪小队的日军彻底淹没了。这时候，站在高处准备焚尸灭迹的日军汽车队的士兵也不知所措，最后把油桶一个个推下斜坡，射燃后再次杀戮中国军民。这个回忆来自于山田支队士兵藤原审尔的描述，他所说的极有可能是大湾子的那次屠杀。

就算是在最残暴的日子里，仍有人性的光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日军分兵三路向南京疾进，美办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和该校美籍教师贝茨、史密斯、米尔斯等人沟通，提议设立安全区，作为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机构，为难民提供庇护。为保护广大市民和无家可归的难民，南京市政府和卫戍军司令部接受了这个建议。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主席由德国人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京代表）担当，安全区东以中山路为界，南以汉中路为界，西以西康路为界，北以山西路及以北地带为界，相当于整个南京城面积的1/8。安全区里设有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大楼、最高法院、金陵大学、华侨招待所、司法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25处难民所，及各国使馆。

委员会由包括拉贝在内的15名外国人和1名中国人（杭立武后随政府西迁）组成。南京陷落前，走了一批人，最后仍坚持留守南京的有：拉贝（德国人，西门子公司）、马吉（美国人，美国圣公会）、贝茨（美国人，金陵大学）、史密斯（美国人，金陵大学）、米尔斯（美国人，美国北方长老会）、特里默（美国人，鼓楼医院）、李格斯（美国人，金陵大学）、费奇（美国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等人。

南京陷落当天，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也宣告成立，马吉为主席，委员有金陵神学院牧师麦卡伦、德国礼和洋行职员克勒格尔、鼓楼医院外科医生威尔逊、牧师福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处主任（代校长）魏特琳等人。

安全区需要得到交战双方的承认。中国方面已经承认，并拆除了安全区内的防御工事；但国际委员会却始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答复，而这是事情的关键。拉贝有些忐忑。不过，他还是很乐观的，甚至想等日军进城后再跟他们协商，他们认为这一切最终都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