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地狱之门（第5/6页）

拉贝曾接纳一队正在撤退的中国士兵，在他的力劝下，那队士兵放下武器进入了安全区。还有费奇，在他的坚持下，有4名不愿放下武器的来自广东的士兵交出了武器。当时，拉贝和费奇给他们的承诺是：保证其人身安全。但后来的情况让二人悔恨万分：没过多久，最高法院难民所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大约1300人全部被日军带走屠杀。

拉贝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费奇则痛苦地写道：

现在一切很清楚，他们（日军）将要做什么。这些人（中国战俘和平民）排列成行，都被绳索捆绑，约一百人一组，由手持刺刀的日本兵监视；戴帽子的人，帽子被粗暴地扯下扔在地上，凭借汽车前灯的亮光，我们看见他们正走向死亡。整个队伍不闻一声，我们心情沉重。那四个跋山涉水来自广东、昨天勉强把武器交给我的士兵也在其中吗？还有那个来自北方、满身绷带的中士，那个在决定自己命运时用浑浊的眼光盯着我看的人也在里面吗？

日军的暴行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日夜难安，他们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军司令部进行抗议，要求日军停止屠杀。上海总领事冈崎胜男、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以及大使馆工作人员福田笃泰等人一度答应向日本军司令部转达安全区委员们的意见，但不见效果。福井淳告诉他们，已有一支宪兵部队在维持南京的秩序了。当询问这支宪兵部队的人数时，日本人告诉委员们：17名。

17名宪兵维持涌进城中超过5万名已丧失军纪的士兵，这一切看起来多么荒唐。

南京的25个收留所已聚集大批难民，进入金陵大学的人最多，接近3万。其次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和金陵大学宿舍难民所一样，以收留妇女和儿童为主。该学院的校长已在12月初随政府机关西撤，留下教导处主任魏特琳女士任代校长。12月初，美国大使馆通知魏特琳希望她离开南京，但被这位坚强、勇敢而善良的美国女士拒绝。

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以妇女为主，所以也就成为日军频频骚扰的地方。魏特琳在学院的门口插上美国国旗，但被日军扯下来丢在地上。在白天，日军用卡车把这里的漂亮女生带走，有的转天送回来，有的一去无消息。晚上，更多的日军散兵，或单独，或三五成群地翻过院墙，进入难民所强奸妇女。

为了保护中国妇女不受日军的伤害，魏特琳和委员们作了不懈的努力。费奇、米尔斯和史密斯专程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班，彻夜地守在楼门口；贝茨则负责金陵大学的值班；麦卡伦负责鼓楼医院的值班；拉贝甚至把自己的住所腾出来，收留了600多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并一次次轰跑日军。

1937年12月的南京，无论是中国难民还是外国友人，都度日如年。

从日本国内来的各种“慰问团”一个接一个抵达南京，其中包括由东京12所学校组成的“学生慰问团”。永富浩喜等日本学生一到南京，就被邀请去“参观”。先是开来一辆卡车，车上装了8名中国战俘，一名日本少尉军官提着刀，让东京来的学生上车，随后军官带着4个士兵也上了车，卡车出城开往下关江边。在车上，日军士兵叫中国战俘坐下，然后拿钢盔猛击他们的脑袋，把东京来的学生吓得够呛，那个少尉军官则哈哈大笑，说：一会儿你们开开眼界！

下车后，是江边的一块空地，少尉军官对东京的学生们说：现在，你们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随意处置这些中国人。

开始的时候，东京的学生们有点怕，但后来就开始肆无忌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学柔道和空手道的，于是冲过去对中国战俘拳打脚踢，反复地摔着。

少尉军官走到一个战俘背后，对学生说：看！随后抽出军刀，猛地砍向战俘的脖子。

南京浩劫的深处，包含着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极度轻蔑，这种轻蔑自1894年以后在日本人的心中迅速弥漫，在1937年的南京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日军的主要杀人方式包括：斩杀、射杀、刺杀、活埋、焚烧……当然不止这些，当把杀人变成一种娱乐时，各种花样便出现了，比如用铁钩子将中国人的舌头钩出，然后拉着奔跑；比如用刀将中国人的耳朵削下串在一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很多日军在单个杀戮时，其随心所欲的程度令人发指，具有一种“突然性”。藤原审尔回忆：他们几个日军士兵和一个为他们挑行李的中国农民在火堆旁烤火取暖，烤着烤着，一个叫川忝的士兵大叫一声：“我要干啦！”随后，这个士兵一把抱起那个中国农民，扔进火里。

当时的日军对一个中国生命的消失，根本不当一回事。在杀戮中，他们心头不曾有一丝惊悸；相反，体验到了快感，再到后来，他们进行的残忍杀戮，甚至只是出于“无聊”，日军士兵田所耕三（第114师团）记录：

为了使俘虏有所畏惧，（我们）把他们的耳朵削下来；或把鼻子砍掉；或用刺刀插进他们的口腔，顺势把嘴切开；或是在眼帘下横着插进一刀，白眼球就像鱼眼一样黏糊糊地垂下来，足有五寸。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点消遣，这些玩意儿都不干的话还有什么乐趣呢？

残暴就这样像瘟疫一样在1937年冬天的南京蔓延着。

12月24日，在恐怖中，安全区的欧美委员们点燃蜡烛，和难民们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并不平安的平安夜。拉贝是后来才赶到的，因为他需要在自己的房子里盯着，不让日军翻墙而过去骚扰那里的难民。按费奇的说法：拉贝每次都展示出令日军望而生畏的纳粹臂章。叫他们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这天晚上，在威尔逊医生的琴声下，委员们一起唱了圣诞歌曲，他们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上帝能够降福南京。

1937年12月24日是人类史上最残酷的平安夜。

天亮了，圣诞节到了，南京人民和安全区的委员们又将面临新的恐怖，所以费奇肯定地说：“我深信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世界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最黑暗的一页！”

大屠杀期间，安全区一共救助了20万以上的中国难民。但在后来，有一段时间，安全区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了，有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使用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题目：“安全区内不安全。”当然，著者是想强调日军的暴行无处不在。但是不是因为有暴行发生就抹杀掉安全区的作用和委员们的努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绝大部分来自安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