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十大的决策

对喀琅施塔得的正式进攻被定在3月8日，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在经过几次改期后于这一天的中午12时召开（会期从3月8日至16日）。^{[62]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宣布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经济上的退让和政治上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出台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苏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重大步骤。}

面对国家的困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0年末开始重新考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问题。1921年2月2日，莫斯科五金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工农关系的报告以后，通过了建议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2月8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内容为：①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②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③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④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63]会后，这一提纲发表于《真理报》，并在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文章。由此可见，转变经济政策，此时已在苏俄高层的考虑范围内，到1921年2月，他们已经准备实施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而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喀琅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起事者的基本要求是政府正在考虑实施的政策。但政府没有与起事者进行过妥协性谈判，而是在实行经济政策重大变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琅施塔得进攻，即在顺应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却对起事者的政治行为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统一于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

一方面，俄共（布）十大宣布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是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发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危局的政治信号，列宁迅速理解了这一危机信号，他在一份报告提纲中写道：“向政治转化。1921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喀琅施塔得事件’。”^{[64]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怎样去满足农民呢？……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65]在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是必要的，否则会丧失政权的基础，但对于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诸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则绝不妥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无异于叫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

所以，苏俄政府在顺应喀琅施塔得人的基本要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对胆敢向布尔什维克政权挑战的喀琅施塔得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做《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时这样说道：“……现在我想讲一讲喀琅施塔得事件。我还没有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最近的消息，但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次起义很快会显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军将领领导的样子，它如果不是被马上镇压，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被镇压。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66]在严厉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同时，俄共（布）还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应争取最大限度的党内团结（和纪律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①“对党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②“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③“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67]与此同时，大会还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力量展开更为严厉的斗争，以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后来在总结喀琅施塔得事件时，列宁指出：“‘喀琅施塔得’的教训——政治上：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济上：尽量满足中农。”^{[68]经济上趋向宽松，政治上趋向集中，俄共（布）十大的决策鲜明地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