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第2/2页)

[13]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3层和4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3层床铺。[14]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15]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1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7]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议。[18]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19]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