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第3/7页）
在波兰选举前的几个星期，掌握政府权力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90]结果，农民党在1947年1月的选举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损伤”。工人党向莫斯科报告说，鉴于米科拉伊奇克还有很大影响，“今后仍然必须对农民党施加压力，对它采取攻势”，除了继续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外，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政治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成员”。[91]其目的正如社会党领导人贝尔曼所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对待政府态度上能够循规蹈矩的反对派”。[92]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后发生了清洗和排挤反对党的类似情况。[93]总之，到1947年春天，东欧各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政治基础大大缩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内的非共产党部长，也只能是俯首帖耳。作为一项政策，“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共产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宽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带有被迫性，而党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们在政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最初大多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渐渐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这种要求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各党基本上是持反苏立场的，只有共产党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针和方向，才能保证对苏友好政策的实行。在莫斯科认定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于诱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控制以后，特别是当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借口共产党无法替代政府做出决定，而试图违背苏联的意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斯大林终于决心放弃“联合政府”政策了。[94]此后，随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打开了通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联合政府在东欧已经不复存在。
总体说来，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对于东欧确有扩张性，但对于西方却不具进攻性。“联合政府”政策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制度，斯大林也确曾设想以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模式逐步把各国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可以认为，正如斯大林本人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反复解释的，这一政策推出伊始并非一时之计，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首先，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其次，莫斯科既要东欧各国共产党吸纳内心对苏联持有敌意的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府，又要各国政府保证与苏联政策的一致性，而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则都要为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互相争斗。因此，“联合政府”政策必然是短命的。对于冷战的起源而言，“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源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又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倡导的各国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冷战政策的最终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复活。
[1] 在这方面，除了过去大量的传统学派著作，约翰·加迪斯的一部名著很有代表性。在这部显然是回归传统的书中，作者强调，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见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7，pp.290-293、295。
[2] 详见：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168；V.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13，1995；Aleksei M.Filitov，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Ⅱ，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New York：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1996，pp.3-22；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Cambridge and La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5-276；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15、21。
[3]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4]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4-8，Вестник，1995，№4，с.116-118。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68～671页。
[5]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49，Вестник，1995，№4，с.118-11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72～673页。
[6]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Вестник，1995，№4，с.124-14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84～713页。该报告还认为，在战后不久的将来，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第712～713页），这个见解对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不无影响。
[7] AVPRF，f.6，op.6，d.603，p.45，l.34。转引自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p.8。
[8]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14，д.143，л.31-89。转引自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90。另参见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