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束语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犹太人当中的一批富有社会使命感的社会名流响应斯大林全民抗敌的号召而建立起来的半官方的犹太人反战组织。它不仅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救助犹太同胞、复兴犹太文化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在战争胜利后，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入对峙与冷战，犹委会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逆转，昔日的辉煌成为诟病，正义的事业变成罪行，正常的友好往来被视为出卖国家情报的间谍勾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竟被人为地炮制出一桩骇人听闻的叛国案。
纵观这一历史悲剧，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1930年代大清洗运动在战后的重演，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是斯大林两极对立思维下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路线的结果。更具体地说，犹委会案件又是斯大林战后对外同美国进行冷战，对内加强专政的产物。
犹委会的悲剧命运是俄国的反犹传统在冷战年代的极端表现。布尔什维克虽然提出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口号，但并没有根除反犹主义的毒瘤，并且从沙皇帝国那里继承了反犹主义，以镇压犹太复国主义来巧妙地对付人民的不满。美苏成为冷战对手后，斯大林把迫害犹太人公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在他的心目中，犹太人已经变成“最重要的敌人”。[153]“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件就是这种反犹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也变得日趋严重。他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示怀疑。莫洛托夫是他最忠实的助手，协助他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内政外交任务，晚年他竟怀疑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伏罗希洛夫一直是其忠实干将，但也被怀疑为英国间谍。把米霍埃尔斯置于死地，把犹委会打成出卖国家利益的间谍集团和反苏宣传中心，甚至把整个犹太民族视为美国的第五纵队，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心理在作祟。
斯大林对犹委会的镇压以及接踵而来的反犹行动对苏联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国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因为不满苏联当局的反犹政策而迁往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国家，使苏联丧失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文化精英。[154]反犹主义就像一个毒痈，削弱了苏联社会的民族凝聚力。在国外，一些西方犹太组织借机掀起了反苏浪潮，苏联一手扶持起来的以色列也倒向美国阵营，苏联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被严重抹黑，在外交上也陷于被动。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导致苏联这个强盛一时的超级大国在冷战的历史舞台上轰然瓦解、黯然落败的，并非被视为第五纵队的犹委会和苏联犹太人，而是斯大林本人！或者说，是他一手打造的政治体制！当斯大林在精心炮制犹委会的悲剧之时，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他同时也在给自己亲手缔造的红色帝国炮制着一出更大的历史悲剧！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视民如土芥，绳民若盗贼，或许这就是苏联70年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俄文为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ЕАК），英文为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JAFC）。
[2] Yehoshua A.Gilboa，The Black Years of Soviet Jewry：1939-1953. 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East European Quarterly，1982.
[3] Люкс Л.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с.41-59；Arkadi Vaksberg，Stalin Against the Jews. Translated by Antonina W.Bouis，New York：Vintage Books，A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94；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4；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Australia：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5；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6；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1；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The Red Book：The Trage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and the Soviet Jews. New York：Enigma Books，2003；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Naumov，Stalin’s Last Crime：The Doctor’s Plot. London：John Murray（Publishers），2003.
[4] 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相关论文。见唐裕生《前苏联反犹政策和犹太移民潮》，《世界民族》1995年第1期；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毛远臻《时代变迁中命运沉浮的苏联犹太人——评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增刊；张倩红、葛淑珍《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不过，除毛远臻的文章之外，其余文章尚未能充分利用已解密的俄国档案资料。笔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及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陕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克里木方案”与二战后苏联犹太人的命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3期。
[5] 关于犹委会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活动及犹委会案件审判的俄国档案中译文，可参见沈志华总主编、丁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本文使用的俄国档案主要参考了该书的译文。此外，陕西师大外国语学院的徐华老师帮助笔者翻译和校对了大量俄文资料，杨存堂教授也对本文写作多有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6] 苏联情报局（Совет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是1941年6月24日建立的负责掌管战时苏联情报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机构。局长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1901～1945.5）担任，副局长由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担任，另外还包括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格·亚历山德罗夫等宣传部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