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的,因而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文本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外界长时间得不到真实的文本,也不知道报告的准备过程。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散布了这样的说法:“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们,包括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最后才同意由赫鲁晓夫在会上做这个报告。[25]这一说法曾使许多历史学家对秘密报告出笼的过程做了不准确的记述。已公布的苏共二十大档案证明,赫鲁晓夫说的确定做报告的时间不对头,对主席团内的辩论情况的介绍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贝利亚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7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对其他一些案件也进行了平反。但是,直到这次大会之前不久,在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舆论工具还一直宣传和颂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本。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3年7月会议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过争论。

看来,只是在准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才把“非斯大林化”列为大会的主旨。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斯大林诞辰纪念日,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26]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大约就在这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作过赫鲁晓夫的领导,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作政委。米高扬同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С.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波斯佩洛夫作为负责人的委员会的建议。尽管米高扬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的情结,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