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没有邀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却邀请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布尔加宁宣布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罗斯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是“最高潮”。

这个报告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看法和评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与苏共展开大论战时,将这个秘密报告的性质概括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48]直到现在,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然重复着这些看法,甚至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作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起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成为一份历史资料,要比较客观地、历史地评论这一报告,首先应该知道赫鲁晓夫到底讲了些什么。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绝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49]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希望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法表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13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的人也主张宽容和有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作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20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20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作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甚至批评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的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