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3/5页)

[57]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58]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59]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及时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苏共中央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60]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报告人不好直接反对作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因为新领导正用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面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便使用了一个听起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容的名词“心灵状态”,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是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61]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62]西蒙诺夫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63]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他还批评西蒙诺夫作为《文学报》主编发表了不少论文,搅乱了一切标准,把平庸拙劣的东西捧上了天。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64]虽然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上层领导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作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65]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66]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