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4/5页）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30～40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在近20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67]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做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68]法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对于斯大林及其功过的评价，首先涉及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1956年，肖洛霍夫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他诚实地打过仗，曾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在那样的年代，索科洛夫的遭遇每一个俄国人都可能碰上。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后来写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所触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揭露。1956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就涉及这一题材。小说叙述了一个叫做洛帕特金的人的遭遇。他是一名物理教师，从事一项铁质排水管的离心铸造机的设计，屡遭失败，后来引起军方的兴趣，但却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送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斯大林之后恢复名誉，发明的机器被采用。但当年和他对立的人物没有受到惩罚却做了副部长。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的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涉及当年镇压和集中营情况的作品还有加·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涅克拉索夫的《吉拉·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还有一批作品，像达·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官僚制度。
苏共二十大以后，文学的“解冻”仍然受赫鲁晓夫个人意志的左右。在发生了国内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国外匈牙利事件以后，赫鲁晓夫退缩了。在1957年的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他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他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的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69]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来包括1946～1948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唯一方法。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70]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就在这次寒流中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战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医生，又是一名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年代的历史变乱中，他虽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却历尽苦难。作者没有否定革命，也没有赞扬革命，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与历史”的这一重要主题。作者还写了《日瓦戈诗作》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1955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就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新世界》退回小说，并在退稿信中表明，不能发表。1956年5月，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安杰洛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他一份。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1957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这部小说受到西方著名作家的称赞。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金的提名）。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打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主席团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告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