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离析：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改革的进行，长期被掩盖的民族问题也浮出了水面，从80年代末期开始愈演愈烈，从要求本民族权利的民族主义发展成民族分离主义，这一问题的恶性发展直接导致了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解体。
苏联的民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苏联官方宣称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法国学者埃莱娜·唐科斯在1978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六十年中，苏联政府完成了一些巨大的社会改革工作。无疑它遇到过许多问题。但在它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该书分析了苏联存在的大量民族问题，认为“苏联不是一个消除了一切差别的完全统一的大家庭，各民族对自己领土和文化的感情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大小不同、情况各异的民族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与中央政权发生了明显的危机”。[1]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休·塞顿-沃森认为，“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化重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化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而是苏维埃帝国政治、经济集中化政策的意外结果。苏维埃自1917年至今，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因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而狂热过，其言辞恭维了俄罗斯民族，而其行为却在清除俄罗斯的文化遗产”。[2]萨哈拉姆·阿卡巴扎德则指出，苏联相信它拥有对它的成员共加国和土地的全部主权。因此在苏联统治的近70年里，俄罗斯人在全苏联居于支配地位。这就使苏联境内各民族产生了一种被侮辱感，于是想恢复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而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之时，非俄罗斯人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各国便向统一的苏联民族的神话发起挑战。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是自愿加入苏联这一官方说法。他们要求复兴他们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直至真正的自治以至独立。[3]
由于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美国学者大卫·安兹和米切尔·科兰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民族主义已经在全国各个部分复兴，以至于海伦·凯勒预言“莫斯科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紧迫的和最顽固的就是由少数民族提出的”。[4]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邓洛普认为，“如果将来的领导人中包括一些民族主义者或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有力的措施改善苏联俄罗斯人民的条件，其产生的副作用很可能是俄罗斯民族撤离边境，放松对非俄罗斯地区的控制。这种让步减轻了压力，从而促进了真正的联邦制的产生，甚至导致某些边境共和国脱离联盟”。[5]西方学者还注意到了国际的影响，在20世纪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是重要的政治话语，而苏联的民族群体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正是长期被苏联政府和戈尔巴乔夫所忽视的“民族的叛乱”最终毁坏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6]
美国学者科恩把苏联解体看成是一场悲剧，认为苏联完全可能通过渐进的改革拯救自己，就像美国废除奴隶制那样。他不同意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帝国或特殊帝国的解体，而是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苏联的解体，即苏联的解体不同于其他帝国（包括俄罗斯帝国）是战争或革命的结果，促使苏联瓦解的力量不是边远殖民地区的分离主义，而是“帝国”自身的中心地区的政治领导。他认为经济因素在苏联解体中不是主要的，“苏联是被政治而不是经济打垮的”。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是个人因素，主要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的争夺。[7]英国学者雷切尔·沃克与科恩的观点相近，他说当俄罗斯“决定收回自己的主权时，‘中央’就会失去维持其权力的财富来源，戈尔巴乔夫成了没有国土的总统，苏联政府成了没有领土可以统治的政府”。[8]
苏联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直接相关，尽管苏联一直存在民族问题，但没有合适的条件和土壤，这一问题处于隐蔽状态，美国施罗德教授研究了苏联发展日益缓慢的经济，他认为，“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导致族际关系紧张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大量存在着。尽管民族主义活动会时常发生并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但是，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剧变或国际冲突的条件下，很难相信它们会对现存的政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9]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一问题被压住了，民主公开性之风把它吹开了。
中国学者也很重视对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之间关系的研究，赵常庆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研究》一书从沙俄时代讲起，从理论到实践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有专门一章论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问题，概述了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表现、产生的原因、解决的措施。该书认为，“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激化直至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的解体与某些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膨胀有很大关系”。对于民族问题与苏联改革的关系，赵常庆等人认为“民族冲突是造成戈尔巴乔夫改革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10]吴楚克的《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他的观点显然与赵常庆等人不同，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领导权以及和平演变是导致苏联裂变的根本原因。[11]此外，在一些有关苏联兴亡的著述中，也大多涉及民族问题。[12]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的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没有对当时发生的涉及民族问题的重大事件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多只是一笔带过；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基本上以当时的报刊资料为主。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伊始并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接受的是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观念。事实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是长期积累的问题，这里既有民族理论本身的欠缺和民族政策的失误，也有外部世界的影响，更有国家体制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在改革年代民族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戈尔巴乔夫的失误在于没有正视这一问题和及时化解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在革新联盟的问题上缺乏远见。本文认为，民族问题的爆发引发了苏联的解体，也葬送了苏联的改革，但苏联的解体不是必然的，是许多政策失误的结果；在资料的运用上，本文尽量用一些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