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易帝王掌中轻中晚唐的宦官乱政（第4/10页）

万端拷掠之下，这位七十多岁老头子只得自诬与李训密谋要造反。

王璠带了几百私兵逃回自己长兴里私宅，不久神策军将就带兵尾随而至。发现院墙厚坚，又有全副兵士把守，神策军捕快还挺机灵，在大门外高呼：“王涯等人谋反，鱼朝恩公公让我们请您入朝，代王涯来做宰相！”王璠大喜，忙四开大门，趋出见之。神策军立时把他团团围住。“（王）璠知见绐，涕泣而行”。

最后，王涯、王璠、罗立言、贾竦、舒元舆等人，皆一时被逮捕，最后于长安城内开阔地一起问斩，百官临观。

王璠临死，还埋怨王涯：“二十兄您自己造反，干嘛把我牵扯进来！”王涯抬起血肉横糊的老脸：“五弟，你当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的密议泄漏给王守澄，我们怎么会有今天之祸？”二人同为两个王姓大宗，故皆以大排行称呼对方。

于是，刀光闪闪，人头纷纷落地。“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疑，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王涯之死，最倒霉的要属当时碰巧在其家的两个人：一是王涯远房堂弟王沐，二是诗人卢仝。

王沐乃一穷老书生，“家于江南，老且贫”，听说王涯作宰相，骑驴千里而来，想弄个文案、笔抄之类的职位糊口。王涯势利，老王沐在长安呆了两年，才得一见。王宰相对这位老弟爱搭不理。王沐好歹凑足数两银子，求王涯一个家仆说好话，才得允“以微官相许”。这天，正在王涯家里等消息，赶上太监率军人抄家，一起捆上，直送刑场，与王涯一同腰斩。

另一个冤大头是卢仝——写“七碗茶”诗那位爷。这位诗人也是“老且贫”，事发前一天与几个“诗人”到天涯家里“打秋风”，吃喝多了点，一爽之下，住在仆人房没有离开，转天就赶上大搜捕，也被一同绑上。卢仝不服气，直嚷嚷，“我是山人！”过来个太监拈掌一个大嘴巴：“山人，山人，跑到宰相家来干嘛？一起谋反吧！”捆到刑场，也一刀咔嚓了。翩翩一只云中鹤，飞到宰相宅挨杀！

李训一路急逃，想奔凤翔依附郑注，半路就被人抓住，械送京城。快到长安时，怕自己入京后被太监凌辱、拷打，他对押送军吏说：“抓到我肯定有钱有大官，我听说城内禁兵到处抓我，你们押我进城，肯定禁兵会把我抢去邀功，不如现在杀了我，送我首级报功，最为稳妥！”几个军吏一听，觉得李宰相主意很正，真体贴人，就一刀把李训砍了，提着他脑袋入京。

郑注听闻李训事败，忙赶回凤翔住地，被监军使张仲清诱杀，不仅一家人全被屠灭，亲吏卫士也被杀一千多人。抄家之后，有司上报郑注家里仅绢一项就有上百万匹，“他物称是”。“老军医”玩政治，积了这么多财货，最终白搭。

血雨腥风意悠悠——“甘露之变”后几位诗人的反应

闻知多名朝臣被诛，唐文宗悲不百胜，却也无可奈何。如今，他基本完全处于太监控制之下。只能于深宫九重哀叹悲凄。

太监们骄狂至极，借机报私冤，在京城杀人无数。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士民惶惧，人不聊生。最后，还是藩镇之一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上表，控诉宦官滥杀，大公公们才有所收敛。

甘露事变后，以太子宾客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闻知长安的老同事们纷纷全族一起上法场，宰灾乐祸地作诗：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显然，退居政治二线的白老头一直胃火灼心，如今看见昔日热火烹油的后来居上者们终于一命归黄泉，难免卖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题》，以显示自己惨剧发生后他在洛阳的惬意和闲适：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竟使这个青年时代正直无私的才俊变成如此鄙陋、冷血的老政治动物，令人齿冷心寒。

优游山林、畅饮低酌之间，白老头在暖阁里天天搂着几个未成年少女，放荡老身子骨，一树梨花压海棠，“纵酒放歌聊自乐”。当然，幸灾乐祸之余，也有后怕，也有惊悸，也有自己及时逃离京城政治旋涡的庆幸：

今日看嵩洛，回头叹世间。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

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未闻笼中鸟，飞出肯飞还。

——《看嵩洛有叹》

看似达观、潇洒，实则势利、贪安。

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辑录的白居易诗，大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实只是老白诗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种种教科书、文学传记书，言及白居易诗，必有两则俗不可耐的大花边：一为“老妪能解”，二为“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老妪能解”完全不能说明白居易的高明，就象今天的大诗人北岛绝不会“夸口”说门口卖菜王大爷喜欢读他的诗一样；“广泛流传日本等国”也是个笑话，白诗浅俗，当日的倭国又是僻荒蛮地，会认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现在拿李贺任何一首诗去问日本的大学教授，也没几个人能究其深远喻意。此外，就象今天美国大片和音乐能深入基里巴斯或基巴里斯类似的小地方一样，白居易诗当时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摆上台面的什么“光荣”。实际上，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是“浅俗淫靡”的“元和体”，后起之秀李商隐、杜牧等人对这种诗风痛心疾首，以“高绝”之诗风想涤洗“元和体”的俗薄和稚陋。

同为官场元老，与白居易相比，裴度虽也浮沉避祸，但很少表露有幸灾乐祸的味道。裴老头以美酒破愁城，诗文之间，只是透露看似闲适的心境，并无隐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愤：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

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凉风亭睡觉》

观裴度在“甘露事变”后的诗文，明显见出此公要比白居易厚道得多。

老年人如此，相较之下，还是李商隐意气风发。时年二十四岁的青年诗人在“甘露事变”发生后，马上作《有感二首》，愤愤不平，感慨时局：

其一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