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围和力围

虽然要揭示内心的“战天京”，但是按照由表及里的原则，不得不稍稍介绍外部的“战天京”，否则，缺乏背景，不便定位。

要战天京，先得围天京。要围天京，则分为“势围”、“力围”两种围法。“势”，指清军内部的权利分配，已经为围城做好政治和经济方面“势”的准备；“力”，则指军事方面，已经做好内圈、外围的兵力布置。

“势”，其实就是“知己知彼”一词中的“己”。“己”有多大的力量，有多少的资源，有多强的援助，这个账算清楚了，才叫“知己”。“彼”实不易知，今日信息化程度如此发达，天下第一劲旅——美军也不敢说全盘掌握“匪军”、“贼首”的动向，遑论百年前的湘军；所以，能切实做到“知己”，鄙意已经占了八成胜面。“彼”之能知不知，知多知少，归于天意而已；一切尽在掌握，那也不叫打仗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湘军对于自身，曾国藩对于自身，能否进行全面而精确的判断，是否“知己”，是否能够“势围”。

“己”的主要内容，在于人。有了人，才可以打仗，有了人，才可以筹饷；而归根结底，这两类人都需要权。打仗要兵权，筹饷要财权。兵权，可以参看咸丰十一年十月的一条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从这一天起，曾国藩就名正言顺，被赋予“肃清东南”的责任与权力，也就是掌握了“兵权”。财权，掌握于相关各省首长之手，也就是总督、巡抚之手；相关各省，主要指长江沿岸各省。这些省的督抚都是谁呢？我们从上游开始数：

四川总督骆秉章，他是左宗棠的前老板，湘军的好朋友——初期不太友好；湘军出省后，筹兵筹饷，不遗馀力，将湖南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湘军基地；四川布政使刘蓉，曾国藩同乡密友；

湖广总督官文，刚刚逝世的湘军元老胡林翼的上司，能力稍逊，但经过胡林翼精心调教，至少不再对湘军使坏。湖北巡抚严树森，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

湖南巡抚毛鸿宾，曾国藩同年、旧交，完全遵守前任巡抚骆秉章所定规范，勤勤恳恳做好湘军的后援工作；

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此屡召不出，经曾国藩密保，“超擢”为巡抚。但是后来为“地税”、“国税”问题，和曾国藩翻脸。人品一流，性格犟直，不做好事，也无坏心；

安徽巡抚李续宜，湘军名将李续宾弟，曾国藩的湘乡老乡；

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国藩的老门生、前幕客，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并命其组建淮军；

浙江巡抚左宗棠，从个性上说，和曾国藩不是一路人，但是从来敬佩曾国藩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左挽曾国藩联语，在奏折中也这样赞扬过他），公事上并不掣肘；

此外，广东作为湘军的重要协饷省份，就因协饷不力，乃将总督劳崇光调离，换成和曾国藩关系甚好的晏端书、毛鸿宾。同治二年，广东巡抚则由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担任。

这就是同治初年的“官场新气象”，重要位置，都由湘军将领及与湘军有渊源的人士占据。曾国藩自己也评论过这种政治布局：“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戊戌同年”，即指晏和曾一样，都是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中的进士。“朝廷之用心”，则明显是以曾国藩、湘军为中心，挑选和曾国藩、湘军关系好的人担任各省首长，以便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当然，这并不是曾国藩有意布局，他也不敢主动提出这种人事上的建议。因为，形成“同人政治”之局，地方权力容易勾结，必会削弱中央集权，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而终于形成这种政治布局，清廷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一则决定于军情。湘军连下九江、安庆，直逼南京，战绩优秀。而江苏、浙江由于江南、北两大营相继崩溃，已经全境糜烂，绿营战斗力宣告终结，东南残局只能依靠湘军来收拾。一则决定于舆论。“天子（同治）新即位，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大忧大喜后，举国疯狂，开始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偏裨皆可督抚”，简直就是变种的“出身论”，但这恰恰是我国的传统、人情，无可厚非。因此，同治初年形成的由湘军势力掌握地方人事、财务权力的政治布局，构成了围天京的“势围”。

“势围”得天独厚，“力围”的军事布置又怎么样呢？军事上围困南京，得分为内圈、外围两个层次。内圈，指阵地，即沿着城墙连续驻扎的营盘；外围，指形势，即苏、浙、皖、赣四省境内，被敌军占据，可以迅速发兵，赴援南京、兼击围军的战略要地。例如：水路有长江中的九洑洲，陆路有苏州、常州、杭州、嘉兴、宁国、和州、六合、扬州等重镇。不控制这些地方，光在南京城下设围，则前有“城贼”，后有“援匪”，腹背受攻，顾此失彼，不可能一心一意的战天京。水路不控制，敌军或者渡江而北，或者破坏围军粮运；陆路不控制，敌军可以调集援军对围城之师进行“反包围”，纵使不能“剿围”，至少可以突围。光有阵地，不占形势，围也是白围。不用举此前江南、北两大营因此崩溃的例子，介绍一下李氏兄弟攻打曾国荃的案例，就知道光有阵地、不占形势的危险了。